从《金陵十三钗》落选奥斯卡提名说起
2012-01-26 22:5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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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时候,一连串的视觉冲击使我不得不知道了这部新上市的影片《金陵十三钗》。老谋子执导,花了六个亿打造,获得美国佬的“金球奖”提名,等等。号称要冲击奥斯卡大奖。本来也应该,据介绍老张已经有好几部影片曾被奥斯卡提过名,确实也该图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只是现在尘埃落定,这部并非武侠的抗日题材影片到北美卖不出几张票,刚得到消息,奥斯卡也没让它入围,老张这回赌输了。

 

从《红高粱》开始,老谋子几部影片使我等眼前一亮,满以为中国要出电影大师了。但看过《一个也不能少》之后,我就听说他要转商业路线务虚不务实了,果然瞧见他开始拍宫廷兼武侠之荒诞片,也就没雅兴再去看,就连2008北京奥运那个开幕式也散发着荒诞气息,看得我直倒胃口。以我的理解,武侠片乃是初中生的乐趣,我读初中时就兴致勃勃读过能找到的所有武侠小说,至今还依稀记得《三侠五义》、《七剑十三侠》等书名以及黄天霸、展昭之类人名。及至读高中,就再也没兴致看任何事关武侠的东西了,甭管书还是电影。尤其是,自《霍元甲》开始给“替天行道”的武侠们涂抹义和团色彩,此类故事忠君与“爱国”兼备,意淫韵味日渐浓郁,更显无聊。

 

只是我已经不大相信张艺谋还能拍出啥像样的影片,中国这套体制如鲁迅所言是一个染缸,就算天上的彩虹落入其中,出来只是一条黑纱;或如柏杨所言是个酱缸,无论何种金瓜银豆,浸泡过后都成咸菜疙瘩,不可能吃出咸味以外的任何味道的。故,这回只是从网络上看了严歌苓的小说,以及影片剧情的若干介绍,没打算进影院资助其票房。

 

阅读时脑子里在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莫泊桑的小说《羊脂球》,还是在文革前读中学时阅读过。印象是在普法战争时期,一个丰满到性感而被唤作“羊脂球”的妓女,同一伙上流社会人物一样爱国,乘同一辆公共马车自敌占区遁往解放区,不幸在哨卡遭普鲁士军官拦下。那军官要睡“羊脂球”,被拒绝,于是他扣下马车不让过关卡。一连数日,上流社会人士们便合谋动员“羊脂球”顾全大局,献身这位色狼军官。“羊脂球”被说服了,陪军官睡了一夜,次日马车即被放行,过了关就要进入解放区明朗朗的天,各色人等便一起嘲弄这个妓女,以显示高雅爱国鄙视下流爱国之境界。莫泊桑给读者留下的是震撼,羊脂球并非民族英雄,她所救助的亦不过同一辆马车上的乘客。作品披露出的是人性中善与恶的尖锐碰撞,毫无疑问,我相信没有谁读过之后会同情那些上层乘客的。

 

我不敢断言严歌苓是否从《羊脂球》中获得灵感,拜读她的这篇小说可以嗅到一股《羊脂球》气息,却没有莫泊桑给予的震撼,大概是因为已经见识过《羊脂球》,且被解救者也大彻大悟,没什么反差了。严歌苓的小说作为对南京大屠杀的一种记述,无可厚非,文学本身就是对历史一个侧面有血有肉的故事陈述,求全责备很无聊。但老谋子从旮旯角里翻出这部小说耗巨资拍成商业大片,同样耗巨资大造其声势,绝对无聊透顶!拿南京大屠杀这样的血泪记忆做铺垫,去冲击票房、冲击奥斯卡大奖,老谋子的良知大概已经被名利吞噬的差不多了!

 

据我所知,天朝大国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影片足够多了,作为故事承载平台它简直可以同少林寺媲美。例如有人指责老谋子“雷同”的影片《南京!南京!》,之外还有《黄石的孩子》、《栖霞寺1937》、《东京审判》、《屠城血证》以及纪录片《拉贝日记》、《南京大屠杀》、《南京梦魇》、《南京》等等。这些影片都不似老谋子另辟蹊径,抓住“妓女抗日”做叙事主题,别的都作陪衬。恰如某些网民所指责、例如网民“祥和静心”在天涯社区帖子所言:“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军民,我们应该尊重和纪念,不应该拍那些胡编乱造的所谓《金陵十三钗》等爱国大片,来让子孙后代在那种过度渲染低级情色和血腥,在歪曲理解历史事实的电影中,去拍手喝彩,甚至期待得到什么外国的‘奥斯卡’!”

 

这都不是我想讨论的,我有感触的是影片所涉及的“抗日”主题。

 

百余年中国近代历史,唯一可圈可点的只有抗日战争。我对这场战争正面意义的认识不限于“战胜国”这顶帽子,而在于中国终于融入人类文明大潮,跻身于向民主坦途奔走之行列。不但加入反法西斯盟国,还作为联合国及《世界人权宣言》的发起者,就连老毛及其共党,也曾高调主张民主、宪政,其调门之高不但当年压倒蒋记国民党,就连现在的权力也惶恐不安,乃至于笑蜀先生编辑的《历史的先声》也要禁掉,全然不顾那都是他们前辈的话语。尽管抗战时三千万军民牺牲的代价有令人心痛之感,但几千年专制阴霾开始散去,使民族子孙得以瞻望民主曙光也还值得。却不料曙光初现迅疾转化成乌云密布,储安平预言的“有与无”速胜“多与少”,“马克思加秦始皇”君临中华大地,抗战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换来史无前例的专制乃至独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终于彻底实现,抗战的一切牺牲全都白搭,成为逆向成果之代价了!

 

每读抗战之史料,我的心脏如同被一只大手紧攥,有时甚至不得不停下来,舒缓一下情绪,以免被这只无形的大手攥死。我不知道世上还有哪个“伟大国家”像中国这样“热闹”:外敌大举入侵之时竟有如此之多趁机发国难财的势力,都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于是很理解张纯如女士自杀之举,只是我已饱经沧桑,苟且偷生久矣,绝没有她那样的勇气。所谓中华文化,爱之愈深,恨亦愈切。鲁迅说:“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州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鲁迅:《十四年的“读经“》)当属言之有据,尤其是官调“抗战中流砥柱”之论符合鲁老夫子的描述。

 

从我受教育以来,就只知道国民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万幸我们这代人的长辈们都是亲历过那场战争的,他们闲聊往事时便难免透露出些许真实来,像南京大屠杀,就是从隔壁陈阿婆的讲述中得知一些惨烈的情况。1966年趁了大串联之机我到南京,第一个去处便是雨花台。在那个革命烈士纪念馆里问工作人员南京大屠杀的纪念何在时,得到的回答是:“那是杀国民党的,你打听它干啥?”看着他森严的审视目光,我只能胆怯地逃避。十年后,我又到南京,这回问的是朋友的舅舅,自然和蔼得多:“据我所知,南京没有这样的地方。”直至1980年,最后一次到南京,心有不甘仍打探这样的纪念地,结果依旧。究竟何时南京才敢于纪念曾经的苦难?不得而知。改革开放以后,抗日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我们才知道有22次大会战,有正面战场,但权力仍强调《小兵张嘎》之类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循此旨意,在影视屏幕上我们瞧见连篇累牍的形象宣传,且不谈以潘汉年为代表的那些与日伪勾搭案例,历史考证实在拿不出多少共军抗日的真货,就得靠御用文人们杜撰各种抗日的文学性故事。极为不完全的统计如影视剧《八路军》、《新四军》、《临界二十日》、《白求恩》、《红灯记(新版)》、《非常出击》、《亮剑》、《嘎达梅林》、《上海迷雾》、《我的母亲赵一曼》、《为了胜利》、《小兵张嘎(新版)》、《铁血》、《常隆基》、《狼袭草原》、《神秘谷》、《桥隆飙》、《我的兄弟叫顺溜》等等,统称为“红色抗日片”。《共识网》前不久载了顾土先生的文章,称:“有近一个月时间,我每天晚上看到20几部抗日戏在同时播出。”尽管作者说“土匪抗日、伪军抗日、地主抗日成为热门,而国军的形象在抗日剧里也都改为正面”,其实都不过作为共党抗日戏之调料,作者也说是“与八路军同仇敌忾”的。

 

也正如作者所说,“电视剧在大陆的政治地位、社会影响力及在人们心目中的文化位置,都远超其他国家和港台地区。在这里,电视剧可以作为纪念日的献礼,可以当作文化思想的接受渠道,也可以被视为历史的再现,被多数人看作是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权力掌控此利器也就顺理成章。然而这种准予陪衬的宣传,较之过去那种经不起任何推敲的单调更圆滑更有效,只是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损害绝无任何改善,中国的左翼与日本右翼是沆瀣一气的,他们在致力于贬损中国抗战地位方面目标一致,老毛一而再再而三口无遮拦地“感谢日本侵略”并非无缘无故。

 

幸亏八十年代演绎过一阵“资产阶级自由化”,兼之前有周恩来提议,后有胡耀邦支持,一部史诗般的《血战台儿庄》喷薄而出,中国人得以从银幕上见识了真正的抗日战争。据介绍,广西电影制片厂特制录像带一卷,蒋经国先生看后感慨万千,随即开放老兵返乡,海峡两岸开始交流,此片居功至伟。但好景不常,“反自由化”歪风一刮,此类纪实影视片一律禁拍,直至十年后又拍《铁血昆仑关》,却遭禁映十余年,直至2009年12月,昆仑关战役七十年才开“首映式”。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认为:“主力会战是双方主力之间的斗争,所以,必须永远把主力会战看作是战争的真正的重心。”因此,中国“抗日战争”之历史描述,必然要以22次会战为“真正的重心”才有可能成立,靠“平型关大捷”那种伏击一支小规模运输队、“百团大战”那种偷袭日寇局部后勤设施,乃至更多埋地雷、挖地道之类故事,“抗日战争”是不能成立的,充其量不过算作“抵抗运动”而已。读过《战争论》的老毛深明此意,所以才会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铭文中刻意不提“抗日战争”这回事,他的心里话是:“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蒋,日,我,三国志。”只因公开否定抗战必冒天下之大不韪,不如贪天功为己有更合算,这才有六十余年来中国式抗战表述。

 

正如前文不完全列举,不厌其烦地拿南京大屠杀作为抗战叙事,大抵是为了将中国的抗战史演绎成纯粹的悲情故事,显然符合权力一箭三雕的愿望,一则是可以佐证国民政府“消极抗日”,腐败无能;二则是可以调动现时民族主义情绪,符合“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之古训;三则是如此才能凸显只有“小兵张嘎”之类在救国救民。于是如老谋子等御用文人便有了甚明圣意之表现舞台,获名利双收之实际效益,何乐而不为呢?

 

中国的抗日战争,真能振奋民族精神的“主力会战”并不缺乏,除了前述过的台儿庄战役、昆仑关攻坚战之外,还有鄂西、隋枣、上高等会战胜利、三次长沙大捷、驻印军及远征军的胜利、芷江大捷、卢汉所率第一方面军攻占北越、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收复桂省等符合大决战要素的胜仗。尤其是第三次长沙大捷,薛岳指挥的胜仗是在同盟国一系列惨败之时取得的,当年曾震惊世界,给反法西斯阵线以莫大鼓舞,包括罗斯福、丘吉尔在内的西方政要皆给予高度赞扬的,老谋子何以不以此为题材,筹集六个亿去重现它的历史性辉煌呢?难道发掘出虚构的“妓女保卫处女”故事更能体现抗战的历史意义么?

 

当然不是!我相信,即使良知未泯者有此愿望,权力也未必准许的,《铁血昆仑关》就是例子。中国作为二战“四大战胜国”之一,在世界二战史叙事平台上形象猥琐,甚至连那个投降纳粹、全靠盟军才得以解放的法国都不如,缘由仅仅在于以抗日为噱头、谋求“要百分之百的发展自己的力量”(毛语录)的势力掌控了话语权,几十年如一日抹煞抗日大决战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御用文人,或如鲁迅所说的“帮闲文人”,为了既得的乃至将得的一己私利摇唇鼓舌助纣为虐,已经并且继续糟践我们民族的文化,损害国家与民族的尊严,乐此不疲。几十年来中国的文化,只有大腕,不出大师已是不争的事实。似老谋子这等高举“妓女抗战”大旗跑到国际舞台上恣意挥舞,碰了一鼻子灰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历史绝不是只用简化汉字书写的,没几个正常人会欣赏这种病态文艺作品。

 

世界科学泰斗爱因斯坦在《文明与科学》一文中说:“要是没有这种自由,就不会有莎士比亚、歌德、牛顿、法拉第、巴斯德和李斯特。人民群众就不会有像样的家庭生话,不会有铁路和无线电,不会有防治传染病的办法,不会有廉价书籍,不会有文化,不会有艺术的普遍享受。也就不会有把人从生产生活必需品所需要的苦役中解放出来的机器。要是没有这些自由,大多数人会过着被压迫和被奴役的牛活,就像在古代亚洲的庞大专制帝国中所过的生活那样。只有在自由的社会中,人才能有所发明,并且创造出文化价值,使现代人生活得有意义。”

 

如今,“庞大专制帝国”演化成庞大专制共和国,尽管迫于世界历史潮流不得不放松了专制程度,但其秉性未变。仅就文化事业而言,我们听说了最新鲜的改革宣言,其实,那只是权力调整管制方式的另类说道。赵丹临终前著文《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本属金玉良言。然而邓公呵斥道:“赵丹临死放了一个屁,影响非常坏!”马克思早就明白无误地指出过:“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恶劣的,可是各种制度却比人更有力量。”可见,真欲发展中国的文化事业并不难,也无须什么高明的改革,废弃权力的管制它就会自然而然兴旺繁荣起来,必然会对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只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权力并不想认真遵循他的教诲,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只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已。有此桎梏,中国的文化也就只能继续堕落成宣传噱头,替权力者们的既得利益粉饰,根本没指望成为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御用文人,在权力的指使与扶持下恣意作践我们的民族文化从秦始皇时代就开始了,近六十余年更是肆无忌惮、无孔不入。现在所谓“红色文化”,不过只是早已被别人废弃的苏俄品牌在中国贴牌加工而已,用来冒称“中国特色”实在是稍有廉耻之心便不敢拿出手的,也真难为他们居然能堂而皇之招摇过市。

(2012-1-20;25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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