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撼树谈何易
2013-03-25 10:2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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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草根网》读到何新大作《我就是要颠覆欧洲历史中心论》(以下简称《颠覆》),牛气十足。印象中的何新,是一位以“帝王师”自诩的文人,听他那口气,若不是他给中南海衮衮诸公许多教诲,我们至今恐怕还在“吃大锅饭”。早在何新红得发紫时,我读何文便常常一笑置之,因为在中国此类活宝实在太多,无甚思想深度,却有哗众之勇,那些喝彩与掌声其实都很廉价。

或许老何确已江郎才尽,或许中南海那帮弟子已经不屑于再听“帝王师”讲那些八卦,总之许久没瞧见这位“大师”出来显摆。不久前在网上偶然瞥见老何一篇否认“希腊化时代”的短文,称史学界定义的“希腊化时代”只是一个谎言,从未存在过。现在又瞧见这篇《颠覆》,从颠覆希腊化到颠覆欧洲文化史,这才意识到何大师开始捞偏门了。人老珠黄已经帮不上权力大忙的“帮闲”文人,显然是嗅到权势此时需要利用一下民族主义以转移国人视线,于是不甘寂寞重出江湖趁机再捞一把,寻个人皆以为历史共识的话题下手:“我的选择就是要颠覆文艺复兴以来输入到东方现在已经成为许多国人之下意识的欧洲中心论。”以为可以釜底抽薪讨好权势,吸引眼球。不过顾准先生早就一针见血地戳穿过此种伎俩:“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这种‘读史’,其意图在于仰仗我们祖先的光荣历史来窒息科学与民主。”何新本意,亦无非如此而已。

但为了不至于冤枉老何,从网络搜索了他的几篇近作来看,这才知道他大概穿越时空跑了一趟古希腊,惊天发现了古希腊没有形成一统国家,仿佛发现了新大陆。其实从无史家说过古希腊是一统国的,欧盟十四国历史学家编撰五年于1992发行的教科书《欧洲史》就明确告知:“尽管希腊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但是希腊的文化特点鲜明,成为西方文化的基础。”也即欧盟的中学生都知道这个历史定论的。还有,何新又“发掘”出“拜占庭帝国”从未存在过,纯属德国人编造出来的故事。又其实,即使没读过中学世界史,也不难在网络搜索到,例如《维基百科》就明白写道:“1557年德意志历史学家赫罗尼姆斯·沃尔夫为了区分而引入了‘拜占廷帝国’作为称呼,并被现代史学上所用。”此说被后世历史学家认同,孟德斯鸠就支持此说,因为它比“东罗马帝国”或“罗马帝国”更不易与西罗马帝国相混淆,其符号性质早已形成共识。试问,“春秋战国”、“玛雅王国”难道不都是后人为研究方便而赋予的称谓么?难道都“不曾存在过”?何新以此为卖弄,恐怕要糊弄人也未必容易。

古希腊指的是公元前750年之后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中心的城邦群体,此前直至前1100年被称为“黑暗时代”或“希腊的中世纪”,考古发掘所获极菲,文字记载更是近乎于零,似乎已经陷入停滞状态。再往前赶直至前2000年,则称“史前史”时代,又有辉煌的克里特岛之米诺斯文化和迈锡尼文化。何新竭力否定的《荷马史诗》,恰恰被考古发掘不断证实,比如希腊人所建特洛伊古城遗址直溯公元前3000年,早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了。米诺斯文化与迈锡尼文化曾经异常繁荣,仅1874年发掘出来的狮子门,不光证实荷马史诗所描述的“巨石工程”,门后的迈锡尼卫城里就发掘出近两万件青铜器、铜器、金器。古希腊的奇迹并非从天突降,而是这些史前文明的合理继承。恩格斯说: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何新妄图否定古希腊乃至希腊化的历史,如同牛二愣说杨志宝刀不锋利一样,纯属耍赖。

公元前750年前后,希腊结束了“中世纪黑暗”再次进入繁荣期,古希腊包括爱琴海周边、地中海沿岸那些希腊人所建立的殖民地。因其各个城邦独立自治,即便新拓展的“殖民地”也仿行母邦模式建立城邦自治体,属于相同的行政与文化模式,却不同于后世西班牙等国那种属地式殖民地,它们主权独立不归母邦统辖。古希腊的文化发展特立独行,与世界其他文明板块皆不同;尤其在米堤亚战争中结成雅典为首的邦联,击败了强大的波斯帝国入侵,也由此开始了约两个世纪的鼎盛时期。古希腊人独立并唯一地创造了以数学为主体的科学体系,演绎出其他文明板块从未产生的形式逻辑、演绎法、证明、公理化系统,现代数学、科学的理论、方法绝大部分来源于古希腊。称古希腊是数学乃至科学的奠基地实至名归,至少,今日全世界的平面几何教科书仍以《欧几里得几何》为蓝本,想例外都办不到。20世纪后半叶世界级数学泰斗陈省身教授弥留之际说:“我要走了,我要去数学的圣地——希腊报到了。”大师的高深境界显然与何新之流的浅薄妄言背道而驰。

何新还费了一番气力否认泰勒斯属于古希腊,连带着把米利都学派也刨除在外了,理由是泰勒斯的出生地后来被波斯帝国吞并如今归属土耳其。如果按照何新的逻辑,李白应该不算中国诗人,因郭沫若考证其出生地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古时称碎叶的地方,陈寅恪则考证其血统亦属胡人。李白只能算吉尔吉斯斯坦诗人,所做诗篇应算“吉诗”而非“唐诗”。且何新故意模糊掉的历史真实是:泰勒斯乃希腊爱奥尼亚族群人氏,波斯攻占米利都已是泰勒斯死后半个世纪的事,而希波战争恰源于雅典城邦联盟欲收复包括米利都在内的失地。泰勒斯之父即为推翻僭主恢复民主而献身,他本人年轻时借经商遍游各方直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涉猎了古埃及、犹太乃至波斯等各种学科的知识,以后移居雅典。在那里他发表了独立见解创建米利都学派,并因成功地预言了公元前537年的月蚀、首倡一年365天而名声大噪。

米利都学派堪称古希腊哲学与科学之翘楚,同时代及以后的各大家或多或少都受到米利都学派的影响,古希腊因科学思辨盛行而未陷入神秘主义陷阱,米利都学派居功至伟。而且还形成了独立思考大胆建言之学风,比如泰勒斯后辈阿那克西曼德,不但敢于批评导师泰勒斯的宇宙论,还主张事物基本要素不可能以事物自身的某种形式出现;他还是最早的进化论提出者,并考察化石遗迹以及鲨鱼喂养幼鲨的过程,用以证明他关于人是从海洋鱼类演变而来的观点。

古希腊与人类其他文明板块截然不同的又一特征是,它没有恭奉王权专制反倒倡导“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直接民主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经典名言,便出自古希腊史学鼻祖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同样,“欧罗巴”第一次出现也在此书中。公民皆可参与国事,在何新眼里这不能算作国家。何止于此?古希腊使统治文化成为垃圾,其社会共识认定专制者为“僭主”,即非法的权力篡夺者,这使民主政治以和平自由为基础;言论自由则使批评和涌现新思想、新事物成为必然。而古希腊不但创立了数学、自然科学、语法学、逻辑学、修辞学、社会科学等,戏剧、史诗、抒情诗等文学也发端于此。

在教育方面,人类最早的学院创办于斯,伊奥尼亚学派认定并实践了“教育就是在教师指导下学会独立思考”之宗旨,毕达哥拉斯学派更诠释并推广之,今日世界主流教育仍奉行这个宗旨。当然,中国除外。以孔子为符号的中国式教育,恰是扼杀独立思考为特征的,老孔的“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唯唯诺诺没一个敢标新立异的。他一死就全都没了踪影,最成功者亦不过混得一官半职而已。自老孔以降,教育延续至今一如既往地为调教奴才而无恶不作,这使得资中筠先生不得不大声疾呼:“中国教育不改变,人种都会退化!”岂止现在,“人种都会退化”从孔子那时就开始了,只不过近几十年尤显严重罢了。

顾准说:“希腊史上以寡头和僭主政治为中介,从王政时代过渡到希波战争后雅典民主全盛时代的那两个世纪,恰好是我们的春秋时代。”“希腊史向民主主义变,我们向专制主义变”;“在中国,专制君主是直接继承天王精神,而且还是经过战争消灭一切竞取这种地位的敌手而后确立的。在此以前,从孔、老、墨、庄、荀、韩,一直都在为它的君临大地出海报,写颂诗,多方宣传这是利国利民的等等。”顾准称古希腊为“奇迹”,即便欧洲,也是绕了一大圈才找回古希腊所创造的模式的,谓之“文艺复兴”。

鉴于西方文化谦卑地将古希腊视作现代文明的发祥地,例如恩格斯便说过:“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而罗马帝国正是“希腊化时代”的推行者。这就是说:古希腊创造的思想奇迹不但造就了当时人类文明之最高阶,它还奠定了人类现代文明的基础,这是连马克思主义鼻祖也承认的历史的真实。何新发誓要彻底《颠覆》之,恨不能将古希腊那么多建筑遗址都铲除殆尽,借以忽悠说它根本不曾存在,意欲何为?我想老何撼树累死也白搭,不必说国外,如今中国也遍布西化模式的城镇,随处可见唤作“罗马柱”其实是古希腊神庙的柱型,即便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也借鉴了古希腊“前后廊柱”式建筑风格,本身就证明了“希腊化时代”的存在,是罗马人将古希腊的文化传播开的证据。仅公元前776年开始、延续达千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就不知老何怎样把它《颠覆》掉,因为至今全世界都在为之张目,就连中国也不例外。想想北京奥运时那种狂热劲头,老何这点蚍蜉之力恐怕很难招架。

在这篇《颠覆》里,何新道出其本意:“在几千年的世界历史中,中国的确一直是世界的中心中央之国。”睁眼说瞎话已经顾不得任何颜面了。中国人明白地球是圆的还是万历年来华的利玛窦所教,在《利玛窦中国杂记》第181页写着:“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看来何新之说若是回到明朝或许还能得些追捧,21世纪再重弹此调,就不嫌霉味太重?

从远古到今日,所谓“华夷之辨”就是自我边沿化的托词,至今仍信誓旦旦拒绝融入人类文明大潮,哪门子“世界的中心”?马克思也称中国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这种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紧密封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大胡子所论确实一针见血,似乎也就不必详细引述启蒙运动那些大师们的抨击了。

特别引一段“何论”:“中国历史上除了西北部的丝绸之路,还有以北京为起点穿越辽东走廊和西伯利亚以及以大同为出发点穿越张家口越过蒙古西伯利亚通向俄罗斯和欧洲的北线茶马古道,以宁波和泉州为出发点的两条海上丝茶之路,以及以四川成都为出发点通过云南的茶马古道进入印度通向阿拉伯和欧洲的西南贸易通道。中国与西亚南亚及欧洲的交通史,远比现在人们所了解地更早得多。”似乎上述伟业皆我大汉奇功。鉴于何氏所言基本上是教科书说法,而且长期蒙蔽了众多国人的视野,有必要借何论说几句。

“丝绸之路”如雷贯耳,它是德国人霍芬1877年首创的称谓,按照何新否定“拜占庭帝国”的逻辑,“丝绸之路”也应该算子虚乌有的。大概老何脑子里满是小学老师传授的荣耀感,顾不上他自己的立论了,这才拿来显摆。其实这是一条东西方上古时代便开通的商贸之路,以后很久丝绸才逐渐成为主要商品之一。宣传资料告诉我们张骞出使西域,有时还算上班超开辟了“丝绸之路”,纯属扯淡。考古发现古埃及墓葬中公元前11世纪的丝绸残片,产地虽无定论却有两种可能:其一是中东、南亚那时也产丝绸;其二是贩运自东方也比张骞通西域要早上千年。

发掘“丝绸之路”东段周穆王时期墓葬也发现丝绸残片,亦可证明不是张骞开辟“丝绸之路”而是他出使西域充其量不过接通了欧洲人、蒙古人乃至中东、南亚人早已热闹不已的商路。问题是谁走出来这条商路?可以肯定与汉人无关。新疆发掘的古墓众多,发现了大批欧罗巴人种的干尸、遗骸。例如新疆的小河墓地,欧罗巴人4000年前的墓葬证明,他们曾经在此生活了500年之久!张骞之前西域即有36国,楼兰最靠近汉域,司马迁据张骞描述纪述过它的繁华。然而20世纪早期楼兰考古,不但掘得古希腊风格的建筑构件、古罗马的钱币,所获两具头骨经鉴定亦为欧罗巴人氏。近世大规模考古发掘及基因工程检验,不争的历史真实是欧洲人早就开通了从欧洲、中东到新疆楼兰的通途,并且在那里生活、繁衍了至少几个世纪。

直至汉武帝强征内地商贩并驱赶他们前往贩运,不过是延伸了“丝绸之路”使之通达中国内地而已。考古科学的进展越来越清晰地证明:所谓“丝绸之路”其实是欧洲人开拓的东进商旅,并非汉人西进的征途。楼兰及以西是人家早就玩开了的,没带我们玩而已。汉文化贪人之功为己有,误导我们以为那是老祖宗开拓的直达罗马的大道。至于茶马古道,不说它发端之时,即便至兴盛起来的唐、宋时期,那里也从未在中央帝国幅员之内,是人家大理国同吐蕃国商人世代相承玩出来的,与汉人及汉文化毫无关系。元代忽必烈大军先荡平大理国尔后才灭掉南宋,于是使之归于一统。借助蛮族入侵所获得的殖民地,将其文化显摆成汉文化,同理,西班牙也可以夸耀说玛雅文化是它的伟业了。

再说“海上丝茶之路”,那就更不知所以了。一个不争的历史真实是:那是中东人开拓的商路,他们把生意做到中国来了;到了唐代又因高仙芝西征惨败,导致“丝绸之路”断绝,这条海上贸易航道随之兴隆,有民间汉人参合其中,那也只是其中少数。《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说广州港“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旧唐书》亦称:“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货与中国交市”。盛唐号称“万国来朝”,一则因太宗以降数帝政策开明,甚至主动给予“治外法权”,谓“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皇帝特遣回教官员驻扎广州,按照伊斯兰法律裁判其“相犯”之讼事;各项税收等也从优以控。二则证明“海上丝茶之路”其实是中东人踩出来的,彼时广州、泉州直至淮扬,中东人定居各口岸者众。仅760年田神功平刘展之乱,在扬州就杀戮阿拉伯、波斯商人数千;878年黄巢攻陷广州,屠杀外籍商人竟达12万人之多!一举摧毁广州海市,迫使商港转至马来半岛的基拉市,且原本通航中东等地的为数不多的中国船,也转入往返基拉市的短程航运之中。

海上贸易由宋至元及鼎盛期,尽管如《中国海外贸易史》介绍:“元代中国与欧洲国家直接建立通商关系,许多欧洲商人、传教士东来,这是过去历史上所没有的,也是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元朝官商、使节远航至今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摩洛哥乃至转运欧洲,比后世郑和走的还要远。但不意味中国商人“走出去”,大批海舶仍皆夷船。至明朝严施海禁,中国商人还得冒着被朝廷打杀的风险。《大明律》规定:“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就凭这,吹嘘“海上丝茶之路”借以为“世界的中心”壮胆,颠倒黑白已经到了不顾历史真实之地步了。皇权专制及汉文化封闭,双管齐下严重阻碍了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海上丝茶之路”其实是外商来华贸易之航路,“何论”拿来当吹牛的资本,若非浅薄必属无耻。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何新,网上至少还看到张维为、摩罗等也在借民族主义迷魂汤为专制主义张目的,一批曾经的自由主义文人接踵反戈一击,甚至不惜以否定自我作为向权力输诚的表示。中华文化究竟有多伟大?据张维迎介绍的统计数据,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1950年,影响人类生活的世界级重大技术发明共有161项。自公元前400年中国人发明算盘到1045年毕昇发明活字印刷为止,尽管并无向外传播的证据,尽管毕昇活字连中国都没有应用实证,一并算入,全世界10项重大技术发明有6项中国人最早。但公元1045年以后的151项重大科技发明中,中国没占其中任何一项!扯什么“世界的中心”?倒是可以佐证,以儒学为中心的“官文化”不折不扣是使中华边沿化乃至“人种都在退化”的祸根!

读何新奇文不由得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那厮潦倒到人皆可欺之地步,也不曾忘记“祖上原先很阔”,何新这拨论述之主题,亦可用阿Q的一句话加以概括:“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俺暗自揣度,何新先生写这些文字之时,必定从里到外都着西式衣装,绝不会拖着辫子衣唐装的。倘若出门,坐的汽车火车飞机,居豪宅用家电,玩的手机电脑互联网等等,除有可能保留吃中餐喝茶叶水仍属“国粹”之外,何新们的生活早就“全盘西化”了,至少不会坚持秉烛挥毫写文章的。唯不知离开“西方文明”根本不知怎样活下去的何新先生靠什么去“颠覆”,是否有底气先把自己“全盘西化”的生活氛围“颠覆”掉,再去讨论“颠覆历史”?还不如金雁在其《倒转“红轮”》一书中介绍的十九世纪俄国“斯拉夫派”,他们不光以精神整体性反对“西方派”的唯理主义、以东正教聚合性对抗“西方派”的个人主义,坚决主张走俄国自己的路不学西欧那一套;而且身体力行,举凡西欧发明的衣食住行等器物一概拒绝,真正达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境界的,全不似何新们那般虚伪。

当然如此要求何新似乎有些强人所难,毕竟那时“西方文明”程度有限,尚不能影响每个人的生活。不像现在,全人类无论左中右谁离开“西方文明”都不知如何过日子。一面尽情享用“西方文明”所创造的现代生活,一面起劲鼓噪“抵制西方那一套”,乃是现代最显著的“中国特色”。其本意,无非不过为陈腐的专制体制摇旗呐喊,要么捍卫既得利益,要么企望分一杯羹,当然中国也从不缺乏那些瞎凑热闹者。有效的手法无非是化文明的层级差异为地域差异,偷梁换柱忽悠更多不明就里者沉浸在宗族泥沼里,借以更长久地维持一党专制,可就连这玩意也是西方扔掉的政治垃圾。

欧洲能成为“历史中心”那是欧洲人自身的选择。上帝眷顾人类的根据,一是古希腊人创造了思想奇迹,二是不列颠人创造了制度奇迹,人类因这两大奇迹才有今日世界之文明景象。其实无需何新《颠覆》,现在这个“历史中心”地位已经转到美国去了,只不过那根是从欧洲发端却是谁也否认不了的,欧美也已成一家了。老毛在延安大反“言必称希腊”,那是借题发挥为树立自己的权威,因为“称希腊”他就无缘置喙,只能回到“之乎者也”地盘才可以抖威风。到1956年他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里则承认:“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显然何新的脸皮比老毛还厚,他毫无愧意从彻底否认古希腊的成就起步,接着将欧洲的贡献《颠覆》掉,于是中国的贡献必然会高大许多,俗称“打击他人抬高自己”。可惜这只是何新自作多情的吟唱,恐怕连“百犬吠声”的效果也达不到的。

温家宝新近刚放话:“一个民族只有靠创新智慧才有希望,靠模仿抄袭是没有前途的。”妙就妙在我们尽管没能耐创新什么,却可以成为举世无双的“模仿抄袭”大户,就连“神九”之类也不过步西方后尘有样学样罢了。因为一党专制的中国被拒绝加入国际空间站计划,美、俄、欧盟、加、日等十余国已经在上面开始科研十余年了,且老美的旅行者1号发射35年已经飞到太阳系边沿、最新型的核动力火星探测车“好奇”号也在火星上开始工作,中国何时才能从世界边沿抢占到“历史中心”位置?在一党专制旗号下的官僚专制,使我们的国家与民族付出额外代价无可计量,而且还在延续和扩大这种支付。如今,中国人也唯有在造假仿冒领域具有无限的“创新能力”。前不久意大利居然查缴了200余万张在中国印制的假火车票,地沟油也流到周边好几个国家去了,何时如毛所言“被开除球籍”呢?何新的《颠覆》论似乎有点“救场”作用,至少可以满足某些“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者,有助于“维稳”。

不过老何此番略显底气不足,既然有勇气说:《我就是要颠覆欧洲历史中心论》,又何必挟洋自重搬来“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的这本《白银资本》”壮胆呢?津津有味嚼洋人牙慧,《颠覆》了半天却仍在洋人手掌心里翻斤斗,岂不是有些滑稽?撇开洋人的说道自己去《颠覆》难道不显得更有种么?“西方”实际上指的是宪政民主体制的欧美乃至澳洲国家,有时连日韩也被划拉进去。那林子里无论哪种鸟都可以乱叫,何新仰仗的这位洋大人就生于德国长在美国然后跑到南美去,是一位赚足了名气的马克思主义者。依稀记得他有些关于发达与不发达的议论,核心意思是说资本主义制造了不发达国家。俺理解他的意思即:如果资本主义发达不起来,世上也断不会有“不发达国家”的;正因为你发达了这才衬托出我的不发达,所以你确实罪大恶极。

“历史中心”不是谁说了就成得了的,也不会因《颠覆》就成不了,即便大把撒钱满世界办“孔子学院”,中国仍在世界边沿徘徊,举目无亲四面楚歌,无怪乎有本国学者戏谑道:“中华文明是现今世界仅存的史前文明”。就算“一枕黄粱再现”,中国真的“征服世界”了,那也还是“欧洲历史中心论”的成功,因为那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原创版权仍属于欧洲,中国充其量不过“抄袭仿冒”得体罢了。如今大半个地球都折服欧洲的宪政民主制,拼死抗拒世界潮流的中国也号称崇奉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何新真要想《颠覆》,恐怕得先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都《颠覆》掉,否则还是跳不出“欧洲历史中心论”,仍在替他人做嫁衣裳的。

欧洲之所以成“历史中心”,首先从源头上它的文化就是仰视人的权利的文化,而我们的文化从源头上就蔑视人的权利。不用说别的,考古发掘出来古代希腊那些石雕、青铜制品,大批的都是栩栩如生的人的塑像;而我们挖出来老祖宗无数葬器、礼器、祭器、酒器、乐器、兵器等等,多如牛毛的“国宝”唯独难寻人的形像,唯一沾点边的却是陪葬用的陶俑。就这,孔夫子还要咒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其儒学一直玩到“存天理灭人欲”之地步,“目中无人”,谈何“历史中心”?

值得深思的却是:我们的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那些岩画,千姿百态极多人物形象,远比欧洲同类发现丰盛。只是到了文化成型阶段,我们的人物形象不见了,欧洲的人物形象却日益丰满起来,问题恰恰出在文化二字之上。于是,自古希腊时代开始,欧洲文化日渐行向人格独立的理性主义,而东方文化则日益发展成群体至上的神秘主义,直至个人的人格与尊严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喧嚣声中被剿灭殆尽,自由也就荡然无存。爱因斯坦说:“要是没有这种自由,就不会有莎士比亚、歌德、牛顿、法拉第、巴斯德和李斯特。人民群众就不会有像样的家庭生话,不会有铁路和无线电,不会有防治传染病的办法,不会有廉价书籍,不会有文化,不会有艺术的普遍享受。也就不会有把人从生产生活必需品所需要的苦役中解放出来的机器。要是没有这些自由,大多数人会过着被压迫和被奴役的牛活,就像在古代亚洲的庞大专制帝国中所过的生活那样。只有在自由的社会中,人才能有所发明,并且创造出文化价值,使现代人生活得有意义。”这里说“古代亚洲的庞大专制帝国”,正是何新吹嘘成“历史中心”的中华帝国。

何新文章开篇即曰“一个民族如同一个人”,足以彰显他的价值观何等陈腐,脑子已被古书熏得木讷了。《史记礼书》就有宰制万物,役使群众之说道,接下去还有“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这种“整齐万民”的体制,正是禁锢中国人思想境界、扼杀创造精神的桎梏。马克思说: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这些田园诗般乡村社会尽管看上去谁也不会伤害,却一直是东方暴政的坚实基础。它们把人的心灵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把人变成迷信的不知反抗的工具,把人变成传统下的奴隶,剥夺了人的一切尊严和历史能动性。若要迎头赶上或者后来居上当然是可以的,但必须首先尊重和弘扬“人的一切尊严和历史能动性”,抛弃那些禁锢人的体制和说教,那才有新的希望。似何新们刨祖坟挖老骨头煲汤滋补自己,无聊且无益。李鸿章尚且明白:“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何新等连李鸿章也不如的么?

孙中山1924年讲《三民主义》,大谈“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胡适先生反驳道:“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陶行知先生也在《中国的人命》里有话:“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无妨顺着他的意思补充一项:“人命贵于GDP”,或许能添一点现代韵味进去,因为那都是快一个世纪以前说的话了。

因为弄不清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何在,又要捧专制权力的臭脚,何新只能背诵小学教科书之训条:“19世纪末以来,中国人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被洋鬼子和假洋鬼子(黄皮香蕉)们欺压得睁不开眼睛,抬不起头。”用这种毛氏忽悠史观来给今日网民讲故事,何新是否利令智昏太过于弱智了?网络突破了官家对于言论自由的封锁,开了几道缝隙。尽管只有短短十余年,民众早已不似毛时代那般愚昧,继续卖弄此等“小儿科”说道,会令人喷饭的。前面已经说过,所谓“中国文化”还在源头上就走上邪路了。拿春秋战国乃至以后那些中国文化著述同古希腊先哲们的大作相比较,用不着多高深的文化水平就不难立辩高下:我们唠叨了几千年常识道德,人家早就在探讨思辨哲学;我们喋喋不休讲述些浅薄的策论,人家不断突破思考更深层的精神境界。鲁迅先生几十年前就有感悟:“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的多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

鲁迅还说:“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虽是现在的阔人富翁,他们的子孙也不能逃。”“衰败人家的子弟,看见别家兴旺,多说大话,摆出大家架子,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聊给自己解嘲。”何新们如今起劲地鼓吹“中国中心论”,其实质未必是“聊给自己解嘲”,只是要为权力捧场。随着内忧不断加剧,权力推出国家主义以便转移视线,如列宁所说:“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何新们心领神会赶来“帮闲”,各显神通鼓噪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陈词滥调,讨好权势以赚得些赏赐。只不过那些招数早已见惯不怪,于是何新独辟蹊径自以为得意,其实不过如此而已。(2012.11.20完稿;2013.3.3略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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