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知识分子与社会
2013-03-25 10: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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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金雁新作《倒转“红轮”》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金雁教授的新作《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金雁是以近世俄罗斯为专攻的学者,所著颇丰,本卷似应为其集大成作品之一。只是同时又有些担心,如今“快餐文化”盛行,这等大部头估计有时间与兴趣读它的人怕是不敢望《丰乳肥臀》项背的。

金作是一部厚重的大著,书本身近700页,谈论的主题也十分厚重:几代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论争的历史沿革。本书副题称“心路”,然而全卷对几代知识分子内心世界变化之发掘,似乎不如对其与社会间关系的发掘,主要篇幅给力于主体与环境间作用与反作用关系的探讨。所以我的印象本书论述的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与社会间关系之历史沿革,或者如作者所说:“如果只局限在知识分子本身,局限在思想史本身,很多东西无法交代明白”。但归根结底,还是在探讨“苏联的历史到底有多少可信度?过去我们是生活在真实里还是生活在被欺骗当中?”这显然也不是官方希望学者们涉猎的领域。

金雁诠释了书名来历,它源自索氏晚年巨著《红轮》,意为“倒转俄罗斯所走的路”。我的理解不是这样。“轮”之本初概念系指居高临下滚杀敌群之圆石巨木,乃远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意,车轮、轮回等只是本初概念的延伸。佛教即以“法轮”为徽,强调的是其威力无边的武器涵义,只是由佛法掌控而转化成精神征伐。《维摩经》有:“遇佛法轮,一切邪见疑悔灾害皆悉消灭。”诠释语曰:“佛所说之法,能够辗碎众生的一切烦恼,好像巨轮能够辗碎一切的岩石和沙砾一样。”印度国旗中那个24辐条之轮,亦采纳阿育王墓石刻,象征他伐灭诸邦建立孔雀王朝之武功,而非车轮也。

以索氏崇尚人性且嫉恶如仇,似乎《红轮》应理解成“红色杀戮机器”,不应该如俄罗斯某些学者理解成“走过的路”,于是便无须赋予其“倒转”之涵义,即使“倒转”也难免杀戮的。且“所走的路”也是“倒转”不了的,只能反思并皈依人间正道。依愚见,倒不如撇开《红轮》直接以副题为书名,可能更准确贴切。因为全书似乎并未据《红轮》而展开,基本上是作者自己探索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本书第一章写索尔仁尼琴,除了这一章后面的九章都与索氏及其《红轮》的直接关系近乎于无了,亦可证本书副标题比正标题更准确。

在我们这个曾经大张旗鼓宣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国度,如今以求真态度研究和探讨俄罗斯历史的并不多,像金雁那样孜孜以求真相者就更少。中国人似乎有些不屑于关注这个北方大国,除了俄国已经沦落不再是“超级大国”之外,原由在权力阶层的尴尬心态。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本系苏俄一手扶持起来的,其“第二代”又都是喝“狼奶”长大,既有挥之不去的苏维埃情结,又有根深蒂固的利益驱动,权力主流派不鼓励对俄罗斯近代史作科学的研究其实取决于利益需要。在此情况下,我们不时就会听到官媒上对苏维埃权力崩溃如丧考妣之哀号,却难得闻知对苏俄近代史实事求是的探讨,似金雁这部著作就有不同寻常之意义。

窃以为俄罗斯是一个伟大而贪婪的民族。说它伟大,首先在其文化。“斯拉夫”与“奴隶”在英语等语文中属于同根词,早期使用象形文字,九世纪才根据希腊文与拉丁文拼凑出西里尔俄文及拉丁俄文毛坯。本书所述在很长一段时期俄国上层风行法文等外语,俄语不成气候显然是重要因素。从18世纪彼得大帝开始规范俄语直至19世纪普希金奠定俄语标准,这才有完整的西里尔俄文。就这百余年却产生众多世界级文化名人:罗蒙诺索夫、门捷列夫、克雷洛夫、莱蒙托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果戈理、列维坦列宾、苏里柯夫、克拉姆斯科伊、赫尔岑、冈察洛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托尔斯泰、契诃夫、柴可夫斯基等等,都是世界级科学、文学、艺术大家。一个文化巨星璀璨的民族值得人们敬重。

再者,拿破仑、希特勒发动的两次大规模入侵,皆败倒在同仇敌忾的全民族抗战里。如果说蒙古人统治它曾经达200多年的话,那时还没有俄罗斯,伊凡四世正是掠取了金帐汗国地盘才建立起俄罗斯来的。不似我们中国,强敌一来大家便自相残杀趁机渔利,往往是奸宄弹冠忠勇罹难,两度臣服于异族那份“伟大”其实乃是鲁迅说的“浮肿”。俄罗斯伟大之最新要素,则在于他们有勇气面对历史,武装到牙齿的红军有魄力不向自己的人民开火,这是要载入史册的伟大业绩。如本书所引用美国人莱亚德、帕克《俄罗斯重振雄风》的话:“很少有哪个国家能像这样突然转过身去面对自己75年的历史,而俄罗斯这样做了,俄罗斯的国徽又变成了双头鹰徽,俄罗斯的国旗又改回到他1917年前的国旗”。尽管普金为代表的“大俄罗斯情结”仍在弥漫,但苏俄那一套显然已被俄罗斯人抛弃,无论还有多趔趄,走向宪政民主已是不可逆转的主流。敢于正视自己的历史并果决地剜去痈疽,这个民族仍值得钦佩。

说它贪婪指的是无休止的领土野心,金著称为:“民族主义这一观念牢牢地扎根在人们的意识中,很少有俄国人对此提出质疑。”俄罗斯的历史就是一部血腥的扩张史,问题在于他们抢来的地盘大部分都能守住,不服不行。或许有人会拿苏联解体说事,但那些“加盟共和国”实际上并未完全丧失独立性,且“生不逢时”,正赶上世界反殖民主义大潮期,红色殖民主义也就未能得逞,这些殖民地和平地独立出去,对于俄罗斯未必不是一件卸掉包袱的好事。然而相当多俄罗斯人对此耿耿于怀,金著还告诉我们,就连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俄罗斯文化泰斗,也在其列。

俄罗斯雏形初现时伊凡三世便自诩“凯撒”,也即我们翻译成“沙皇”的玩意儿,只是羽翼未丰不敢标榜。四出征伐到他孙子就公开打出“沙皇”旗号,扩张成了根本国策,改朝至罗曼诺夫更加变本加厉。从欧洲到亚洲,无论大小没有俄罗斯不想侵占的地方。赫鲁晓夫居然美国国会向议员们宣布:你们的儿孙将会生活在苏维埃的统治之下。无论俄军还是红军,所到之处被纵容的奸淫掳掠行为甚于德、日法西斯,体现这个民族的文明层次低劣的那一面。

金著将此种两面性归结为“俄罗斯之谜”,并以破解它作为本书主线。书中第一章介绍索尔仁尼琴。索氏认为“中国才是俄罗斯的头号劲敌”,主张“意识形态给他们,我们不要,但土地一点也不能让”。除了这位大师深知那个意识形态是一股祸水,淌到之处无不遭殃之外,还展示了俄罗斯自上而下的民族扩张欲,普金深得人心其实也就是这个情结使然,“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是货真价实的,不像中国,“民族主义”只是利益集团的牟利的噱头、傻帽们发泄愤懑的借口。

索氏的文字若不计网络上那些零星阅读,我只读过台湾联合晚报摘译版的《古拉格群岛》,慕名拜读的,却感觉枯燥没法读完,自己亲历过如此之多的批斗与几年单独囚禁,更闻知如林昭、张志新等数不清的惨烈遭遇,“古拉格”的故事算不得有多新鲜。若作为文学作品来审视,索氏勇于披露生活真实倒不失为上善之举,但其文学功底则不敢恭维,思想深度更是“其实难副”,譬如金雁书中便介绍说索氏是“当代的阿瓦库姆”,一位“反对国家罪恶”的东正教圣徒、俄国的“新儒家”,如此而已。

另有人论说称索氏为“解冻文学”鼻祖,似乎不确。爱伦堡1954年就出版了小说《解冻》,因爱氏曾被斯大林网开一面故引起争议,此外赫鲁晓夫也坦率地承认不支持《解冻》,原因是:“我们害怕解冻可能引起洪水泛滥,这将使我们无法控制它并把我们淹死。怎么能把我们淹死呢?洪水会溢出苏联河床的堤岸,并形成一股会冲破我们社会所有堤坝的浪潮。”此外还有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突破限制讲述斯大林时代更广泛之苏联社会现实,因官方打压1958年只得在意大利和美国出版,同年纳氏获诺贝尔文学奖。有这些铺垫才有赫氏1962年对索氏的支持,赫氏力排众议批准出他的处女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并授意执行出版大权的特瓦尔多夫斯基竭力推介不断发表索氏文章,不排除赫氏认定可以借此将斯大林罪恶聚焦于劳改营这个局部,使之成为“孤立案件”而无涉苏维埃体制大局,更不至于“形成一股会冲破我们社会所有堤坝的浪潮”,从而达到修补苏联体制之目的。

索氏首先捅开劳改营这个脓包且得以在苏联本土出版,名气一大出书也就多了,来来去去大抵离不开劳改营的故事。这些劳改营长期被掩盖,人们更不知希特勒正是学习苏俄经验才建集中营的,一旦披露出来无疑在苏联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造成巨大影响。索氏文学功底显然比不上《静静的顿河》与《日瓦戈医生》,也挣得诺奖盖因勃列日涅夫扳倒赫氏不久就开始打压索氏,理由也离不开赫氏曾支持索氏,成全了一位时势造出来的英雄。若无赫氏扶持和勃氏打压,他或许会荒老于梁赞那所中学里,断不可能成为“解冻文学”中声誉最高的作家,堪舆比肩高尔基在前苏联的地位。当然,他那种宁折不弯且持之不懈反抗专制的努力无疑可圈可点,值得敬佩。

金雁对于索氏的思维轨迹、观念乃至其成因做了详尽的介绍与分析,同时也就对那个时段知识分子的异见抗争做了介绍与评述,对于像我这样没时间或没兴趣去读索氏巨量文字而又愿意了解他的读者而言,基本上可以满足需求。对索氏评价窃以为也很中肯:沿袭了古代俄罗斯“分裂派”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既反共也反西方。其“主要的激愤恰恰是用于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根本,在于这个主义伤害了俄罗斯的“国粹”以及东正教原教旨。或者换一种说法:索氏恪守他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理念。

可惜本章没有提及:1996年索氏用短篇小说《在转折关头》对斯大林的评价整个儿颠倒了:“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个最伟大的人”,只是“还没有完全明白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伟大人物,还需要再过许多年才能认识到,是斯大林使得整个国家开始向未来奔跑”。他还表达了对苏共解散的惋惜:“党是我们的杠杆,是我们的支柱!可是把它搞垮了。”金著介绍说索氏认定“斯大林当然也比传统沙皇坏。”那么如何解释这个短篇小说所表达的意见?不得而知。到1998年,索氏拒绝了要颁给他的“圣安德烈荣誉勋章”,称:“目睹俄罗斯从欧洲强权的巅峰,堕落到当前如此悲惨的地步,我无法接受任何荣誉。”除了彰显他的大俄罗斯情结之外,也含蓄地表达了对斯大林治国的赞扬,进一步推论下去,他在《群岛》里所持有的人道主义立场也值得推敲了。人道与强国,孰轻孰重?

至于金著借“新儒家”来说明索氏,似乎不那么贴切,索氏九泉有知恐怕也会发脾气的。儒家是中国特产,它的核心特质就是“帮闲”,自孔夫子以降,无论“旧儒家”还是“新儒家”都是专制权力的帮凶和吹鼓手,急主子所急想主子所想以求分一杯羹的伪君子。索氏无论还有多少争议,绝不屈从权力淫威,借金著介绍的索氏论敌萨哈罗夫的评价:“他不失为一个为捍卫人类尊严而斗争的巨人。”儒家中绝不会出这样的斗士,瞧瞧咱们那些号称“新儒家”的宝贝,闻到些权味儿就忙不迭摇尾巴了!此外书中第038页:“实际上董仲舒以后制度上的‘反法之儒’与言论上的‘反儒之法’都几乎隐没”,两个引号里的词是否弄反了,似应为“制度上的‘反儒之法’与言论上的‘反法之儒’”,因为从紧接着的“而法家化的官方儒学(所谓儒表法里之学)几近‘独尊’”文理上逆反,或是疏忽之故。

本书第二章《破解“高尔基之谜”》很详尽地诠释了高尔基“从‘不合时宜’到合乎时宜”之转变。我们的中学教科书曾经把高尔基的《母亲》、《海燕》等作品灌输给孩子们,或者还推荐阅读他的自传体之《三部曲》等,列宁甚至夸赞其为“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于是近世中国人大抵都对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怀揣仰视心态。直至苏联解体之后,普通的中国人这才得知他的某些劣迹,官媒仍是一片颂扬之声。本章不但评介了高尔基一生“大起大落”,“斯大林与高尔基的‘主仆’关系”,也诠释了这种起落皆源于权力的需要。

我不打算对此多说什么,这一章已经将高尔基基本上剖析得够详尽了。与第一章相对映,金著向我们展示了20世纪俄罗斯文学界最重磅的两位大人物,他们恰好成为相反的两端。只是觉得既然金雁还有计划写苏联时期知识分子,似乎这两章都可以从本书中拿掉,放到下一部著作里去,本书只谈沙俄时代更好一些。                                                                            

本书第三章开始到第十章,作者介绍了俄罗斯各种知识分子流派产生的历史以及他们对俄罗斯社会的影响。大致关系到“路标派”、“贵族知识分子”、“平民知识分子”、“第三种知识分子”。金雁在《自序》里介绍,知识分子这个词出自俄语,而后才传入西方乃至世界。其“原意就是指‘思想反对派’、‘心灵反对派’,是指那些‘把不认同现存制度、质疑官方教义作为终身目标’的人。”“可是从十月革命后,知识分子的定义发生了转变,原来的‘心灵反对派’变成了‘一种胆怯、软弱和易于妥协的人’的标签。”

书中第155页这段精辟论述可以算是上述现象的一个诠释:“事实证明,俄国的历史越往前追溯,人们的自由就越多,从基辅罗斯、莫斯科罗斯、俄罗斯帝国到苏维埃国家,国家的强大并不是人们获得自由的过程,而是人们丧失自由的过程。那些发动革命、信誓旦旦保证在革命成功后要给予人民自由的许诺,只不过是一种动员手段罢了,革命以后国家机器并没有出现马克思所描述的‘弱化’现象,反而更加垄断、更加残酷、更加强大,对人民的强制性约束力和汲取手段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国家过分入侵社会剥夺了各个领域的独立性,造成了个人的消极被动。”

这段评述言简意赅地揭示的并非仅指苏维埃权力,而是对“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剖析,适用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包括中国。金雁另有四篇精彩文章,其中之一为《革命与变形》,专门论述了这个主题,如果不涉及“心路”只了解苏俄历史真谛可以读那一篇。当然读过它也有助于理解本书中所论述的苏俄历史的文化根源,知道俄罗斯知识界刚成气候,就面临西方自文艺复兴以后发展起来的新思维冲击,很有些“食洋不化”的症状。本土的专制文化包括东正教“拿来”的拜占庭原教旨主义基督教在内,本能地会对西方新思维里追求自由的诉求囫囵吞枣,却对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反自由理论顺畅汲取。金雁分类的几种知识分子流派都怀有一种情结,即扮演上帝的主宰情结,这与西方知识分子主流那种参与或曰分享情结是格格不入的。

窃以为这就足以构成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整体悲剧,也即金著所介绍的:“俄国所有数得着的伟大作家: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索罗维约夫等早年都曾经表达过对西方的向往,出国之后或者晚年都转向民族主义,反对私有制的西方,对西方理性主义产生了反感,不承认西方的理性和逻辑具有普世价值,认为理性导致了心灵的分裂,他们更相信心灵而不相信理性。”似乎可以认为金雁在对“路标派”的诠释中已经告诉我们原因何在:“由于俄国思想界缺乏原初的、创造性的独立思想,只是从18-19世纪西欧的哲学餐桌上搜寻残羹剩饭,知识界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实质上都是从卢梭、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那里制造出来的。他们的历史已经上百年了,俄国人在享用他们的果实的时候,从来不追问,这些所谓最新的果实是从哪棵树上落下来的?我们为之盲目信奉的价值源于什么?对于这种追溯,可以说在哲学思想上一片空白,大家将注意力只转向那些表面上时髦、不要求任何人承担责任的与旧的思维惯性绞缠在一起的东西,而不是通过自己独立思考得到的理解和富有生命力的精神产品。”

金著还介绍说:“当代很多俄罗斯人认为,十月革命完全是一场俄国特色的‘变革’( переворот),‘与其说布尔什维克革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物,不如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变种列宁主义的产物’。而列宁主义最直接的本土资源来源便是‘60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传统’。”这段话是“反思‘道德虚无主义’”这一节的归纳。持此论者不少,即使汉娜.阿伦特也认为:“布尔什维克的统治特别带有极权主义的特征,假如由此只是一味地指责马克思,马克思就不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她还进一步诠释:“马克思在以往的大思想家中独一无二,他不仅使得我们去关注今天还没有能摆脱的那种困境,而且也是被极权主义这个新的统治形态所利用,或者可以说被恶用的人物。”感觉均有失偏颇。

简而言之,任何国家的革命或不革命都只能建立在本国条件的基础上,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条件。然而条件是可以改变和创造的,包括“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之类借助在内。若说俄国革命是一场俄国特色的“变革”可以成立,“二月革命”与布党无关,且流亡瑞士的列宁在“二月革命”爆发前一个半月还在哀叹:“同志们,我们也许等不到快要到来的革命的决战时刻了。”忽然间就传来沙皇垮台的消息,这才由德国出资协助潜回俄国。那场叫做“十月革命”的政变则绝对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首先在于布党正是靠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崇拜聚合到一起的,它的领袖人物全都是铁杆马克思信徒。马克思是他们的主耶稣,列宁则是使徒,只有他才具有沟通马教主传播其主义的能力,因而握有建立教会也即布党的权柄,并能带领信众到达共产主义天堂。若无马主义及其圣化,那场政变就连标识都没有,遑论成功?俄罗斯人能接受如捷尔任斯基、斯大林这样的“非我族类”操持大权么?而这两位对于布党权力的建立与巩固可以说是无可替代的。

马克思主义最具特色的地方并非阿伦特所说“劳动问题与历史问题”,而在于它不但臆造了关于“剥削”的理论,这个理论极具说服力地煽动起“造反有理”狂潮,结合他鼓吹的阶级论、暴力论,进而成为煽动仇恨最有效的工具,遑论“它要废除宗教、道德”,完全可以用“灭绝人性”四字个加以概括。它还构筑了“共产党”这个平台,这个平台史无前例的特色在于以最广泛的基层组织为底座的金字塔结构,以经过“剥削”理论“灌输”的所有成员为砌块,用军事化的铁律为粘合剂砌筑。也就是列宁在诸多文字里表述过的那些理论,绝不是“60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传统”所能涵盖的,更不能推诿到黑格尔等人身上。列宁只是偶尔提及黑格尔等先哲,却没有一天不在唠叨马克思主义以调教本党乃至民众,即使我们不去探讨个中奥妙,仅从实际效果上分析,“60年代平民知识分子传统”能藏身布党的哪个角落发号司令呢?

那个主义在俄国首先获得胜利,不在于俄罗斯文化而在于俄罗斯没文化,一个据统计95%的人是文盲的国度,恰是马克思主义得以泛滥的低地;而金著介绍列宁政权大规模驱逐文化精英,更证实要巩固红色政权同样需要没文化,那才可能实现《共产党宣言》所谓“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也即毛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可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所引谢缅尼科娃那句“变种的话可以成立,但那句话并不具有排除马克思主义的意思,须有“龙种”才有“变种”或“跳蚤”。甚至可以说,离开马克思主义非但不可能有布尔什维克党及其统治,就连列宁的赫赫威名也不会存在,要么是参政党魁乌里扬诺夫先生,要么是失败的又一伙“十二月党人”。说下去话题会很长,此处不赘。

导致苏俄悲剧的历史沿革何在?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们该担当些啥?书中对各个知识分子群体及流派做了相当详尽的介绍、分析,告诉我们俄罗斯知识分子们同俄罗斯社会之间的分分合合,或者说俄罗斯知识分子自身纠葛。篇幅自然也很浩瀚。但我以为太过全面、细致反倒不易突出主线,无妨大刀阔斧删去那些虽可成体系却不足以影响俄罗斯历史进程的故事。尤其是分门别类讲述各种流派的知识分子,无可避免地要涉及其他流派,在讲述到其他流派时同样会涉及本流派,产生重叠也会导致紊乱感,似乎不如“编年史”般说流派之争,一则合乎中国人的理解模式,二则可避免重叠精缩篇幅。我倒是有些担心探讨苏联时期的下一部会不会还有所重复,现在这个时代,有耐心读大部头的人越来越少,学术论文味太浓恐怕能影响的读者群也会锐减的。统而言之,金著所论就是“平民知识分子”中最偏激的那群人,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实自己的武器库,从而实现他们“改变世界”的目标。如果对这几章加以介绍与评述,恐怕也需要相当的篇幅,倒不如读者自己去阅读品味。

不过第五、第六两章对俄国贵族与贵族知识分子的剖析是极透彻的,它告诉读者:“俄国的贵族同罗马的贵族、西欧的贵族有很大的不同,俄国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利同等的贵族阶级。俄国的四大等级贵族、市民、僧侣、农民主要体现的是行业区分,而不是阶级划分。俄国社会集团的形成也与对外征战需求密不可分,俄国没有制定过各阶级权利的法律标准,也没有哪个阶级具有建立这种标准的自觉意图。”这里还指出了法律保障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列举了波兰的法律保障贵族权利的具体案例。

欧洲贵族与众不同当然有赖于悠久的法律保障,那些法律其实是在保障一切人的财产权利,“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之说道,以及德皇行宫前“遮蔽风水”的旧磨坊都彰显了这种保障。并非如波兰那些法律恩赐性地保障贵族。区别仅仅在于,贵族的财产、地位均远甚于平民,有效保障面也就宽泛了许多。当然,这种普适性法律的制定,与贵族们世世代代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也是“三权分立”设置的基础。欧洲的贵族历史性地担负着构筑社会中间结构之重任,阅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我们得知,法国路易王朝剥夺了贵族势力也即摧毁了社会的中间结构,从而为大革命准备好爆发的条件。需注意的是,托克维尔把“贵族”分为两类:noblessearistocracies,前者指出身显贵,政治上没落的旧贵族;而后者则指不断汲取新生力量,积极参与政权建设的新贵族,托氏崇尚后者。金著也详细介绍了俄国贵族亦曾有过此类区别,但俄国历代沙皇建立集权统治而征讨、杀戮、收编,比路易十四建立凡尔赛宫迁移大贵族更残忍、更彻底,俄国贵族体制实际上土崩瓦解。这也就是法国大革命在俄国重演的社会结构要素。虽然有过“解放贵族”的举措,毕竟如镜花水月,皇权自己直面社会底层暴动也就无力招架。而欧洲诸国社会中间结构愈是强大,例如英国,暴力革命就愈不可能发生。

正因为俄国贵族在高度集权的沙皇面前抬不起头来,就连东正教也受沙皇掌控而立为国教,无论贵族还是教会都从未获得哪怕一部分权力,即使“解放贵族”也不过准予他们效力于沙皇而已。恰如黑格尔评述中国社会“一切人民在皇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换句话说,大家一样是卑微的”相仿,俄国的贵族地位缺失导致贵族知识分子也缺乏欧洲贵族那种绅士精神,正如金著所引别尔加耶夫的话说:“在贵族社会里我没有看到真正的贵族气派,看到的只是妄自尊大、对下等人的轻视和闭关自守”;欧洲的贵族精神辐射开来就有“精神贵族”或“绅士风度”存在,诸多并非贵族甚至还是平民者也有了绅士精神,它甚至相当浓烈地影响了全社会。

典型如尼采,因其祖母出身于波兰贵族而自豪,就连举止作派都刻意表现出甚于贵族之风范。又比如母亲出身于贵族的伏尔泰,那种宁折勿弯、两度入巴士底狱也不屈服的气概,显然同金著所剖析的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大相径庭。欧洲的贵族知识分子不似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那般浅薄,去做“狐狸”或者“刺猬”,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地追寻普适性学理,或者文学艺术的更高境界,探讨文明进程的更高阶。只要看看这些名字就很说明问题:培根、笛卡尔、休谟、拜伦、伯克、伽利略、孟德斯鸠、塞万提斯、拉封丹、拉法耶特、凯恩斯、罗素、萧伯纳、丘吉尔……,这些纯正的“贵族知识分子”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绝非以“十二月党人”为代表的俄国贵族知识分子可以比肩的。我们很难寻觅到俄国知识分子探讨人类文明之哲理大作,他们更热衷于“安邦治国平天下”的策论。如果把欧洲知识分子比作翱翔长天巡视大地的鹰隼,俄罗斯知识分子套用戴高乐的一句话说,犹如一群只会“围着自己粪堆啼叫的公鸡。”

只是从中我们知道,自从人类有知识以来,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知识分子左右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见解为社会所接纳,他们就成为权力掌控者。而其他知识分子的见解不为社会所接纳,在宪政民主体制下他们成为在野者、反对派;在专制体制下则属于被打压的一群。从金雁这本书里我们不难读到,俄罗斯知识分子各种流派均有一个共识: “不承认西方的理性和逻辑具有普世价值,认为理性导致心灵的分裂,他们更相信心灵而不相信理性。”所受到打压之来由总是另一些得志的知识分子,金著称:“俄国知识分子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既狂妄又焦躁,过分热衷于政治,过分崇尚党派之争,对他们来说,政治活动的目标与其说是将一种有益的改革引入生活,不如说是消灭一种信仰的敌人,将世界强行纳入自己的模式。”总结得很精准,这就是崇尚理性与崇尚心灵的差别,前者探寻文明哲理,后者装扮救世主布施野蛮。

总而言之,要把金雁教授这部大作说明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读完它也就基本了解了俄罗斯的文化史。上面这些文字必然会挂一漏万,要弄明白至今还在严重影响我们的俄罗斯文化史,还得去读金雁原著,拙笔恐不能胜任简介之责。(2012-12-22写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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