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书记“裸退”与教宗辞职
2013-03-25 10: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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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闻知一则爆炸性新闻,梵蒂冈教宗本笃十六世突然宣布辞职,此乃六百余年来第一次,照惯例他本该“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于是引起轰动。除了许多政要那些礼貌性议论之外,不客气的评述也不少,例如《华盛顿邮报》网站217日就以《泄密文件显示,四分五裂的梵蒂冈内充满了教宗的对手》为题,报道了本笃十六世主持的教廷“腐败和滥用职权已经成为了如此多的部门管理的基础”,还具体谈及去年教宗管家加布里埃莱向意大利调查记者詹路易吉.阿纽齐提供材料,供阿氏写了《陛下》一书,披露了教廷内部那些丑闻。加氏终因“泄密罪”被教廷审讯,被监禁数月后获教宗赦免。加氏并无感恩之意,申辩说:看到教廷中四处充斥的邪恶和腐败,我再也控制不了我自己。该作者大抵将教宗辞职归因于教廷乱象难以应付,干脆“惹不起躲得起”辞职拉倒。

又有报道说,新教宗将在3月最后一个星期秘密投票选出,届时本笃十六世就会“裸退”。而梵蒂冈天主教廷据介绍统领全球13亿信众,新教宗将在各地207名枢机主教中产生,极有可能会是欧洲以外主教当选,若成真的话这也是破天荒第一回(似乎不实,历史上来自叙利亚甚至非洲的教宗远不止一位两位,恐怕有十位之多)。在我们这个历来就有鬼无神的国家里,几十年来所有教会都属于党管辖下的机构,对罗马教廷及其下属教会如何运作知其一者本不多,知其二者就更少。我就以为它大概跟我党相去不远,除了统辖人数都是13亿之外,207位枢机主教也只比本届中央委员多两位,保守陈规的劲头也差不到哪里去,贪腐状况尽管远不如我们,受抨击遭指责却比我们厉害得多。只是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说“共产主义是天堂”,教徒们期盼死后上天堂我们只能等来世过上共产主义日子,殊途同归如此而已。不过区别也不小,他们那儿十三亿皆为教徒,心甘情愿被教廷管辖着;而我们这尽管也有八千余万在党人士,但剩下的绝大多数未必愿意被权力关在笼子里。

或者换一种说法,西方人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意指政教分离。在中国则行不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上帝的也归凯撒,党领导一切当然包括上帝在内。“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之高层皆由统战部指定而非教徒选举,薪俸宅邸乃至活动经费皆由财政拨给,不再听命于梵蒂冈,也不接受教廷发布任命。谓之“自圣”其实不过“党圣”,倒有点像是11世纪东西教廷大分裂,最终派生出一个“东正教”一般。已宣布辞职的本笃十六世前几年写过一封《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徒信》牧函,坚持教廷任命主教的权力,但希望与大陆政府协商,寻求共识。据悉没人搭理他,唯不知我们何以不肯改称“红色天主教会”,或者干脆皈依俄国的东正教,也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拉倒。

不知咋的就想起几个月以前我们的总书记宣布“裸退”那回事来。各种网上网下的说道颇多,还有新科总书记夸赞“高风亮节”之语。到点退休也算高风亮节?举国各地N多个退管会里不知聚集了多少“高风亮节”的老头老太太,老夫似乎也该算一个。摘一段网络介绍:胡“做出惊人动作,站了起来,并请求即席简短发言。胡在简短发言中明确表示,在十八大上,自己已交出党的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20133月的人大上,将交出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职务。然后,立即搬出中南海,撤销以自己名义的办公室,也不会在军委设置办公室。胡锦涛说,希望从自身开始,已经退休的领导人,都不能再干预新领导人的工作。”没瞧见辞职教宗有这方面的举止介绍,一个可能性是他不够先进,不如我们的总书记想得周全;另一个可能性是人家规矩早就有,只是照章办事而已,没必要说那么些废话。

新闻报道称这两天正开二中全会,照中共惯例,这个全会将要议决国家主席、副主席、正副总理、国家军委主席及委员、各部委首长、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司法及检察系统首长等等人选,除全国政协主席分派给全国政协开会表决通过之外,其余人选都分派给全国人大会议表决通过。其实中委大抵也只是玩一回举手秀,决定谁坐哪张交椅早就有那么几只“看不见的手”划拉好了,还不如梵蒂冈选教宗,那些枢机主教都有自报奋勇参与竞争的资格,秘密投票时必须经超过三分之二的与会者选出,票数最高者得,唱票前谁也不知道新教宗鹿死谁手。他们一旦如我党这般内定一切,非但要成为轰动全球的丑闻,谁敢“操纵选举”那是要算犯罪受审下大狱的。看来还是“社会主义好”,能操纵选举那才算大能耐。

隐隐约约似乎记得早年教宗并不是由枢机团选出,而是由罗马市市民大家来选。但在中世纪时天主教已经蔓延于世,选举教宗的权利转变到各地枢机主教组成的枢机团手里。据说理由也很充分:组织扩大了,教廷早已不是罗马帝国幅员内的教廷,直接民主已经不敷运用,须得是代议制民主才行。于是来了点兴趣,想知道宪政民主是否发祥于天主教教职选举。查查相关资料这才得知还真是那么回事:古代基督教刚建立起来时,就有了你争我夺的职权纠纷,故事颇多,不去详述。于是那些教会法学家制定了教会内的各级职位都须获得下级教士认可的规矩,确认选举是管理者合法地位的唯一来源。教会的各级管理者必须经过选举并经教廷授予职位,才能享有管辖一级教会的权力。而且还必须是自由选举才算数,绝对不允许选举人“违心地”投票。简言之,各级教职皆由下而上推举出来,不似我党哪一级职位都由领导指定,也搞一下“公示”看看有没有太出格而领导没注意到的纰漏,只是在权势威慑和人情世故的双重影响下,因“公示”而落榜者极少。能混进“公示”圈内那才是真功夫。

查了一通资料就更来兴趣,继续查,这才知道基督教创立之初也是受尽磨难的,世俗权力对于教会与教徒的迫害令人发指。直至公元311年,罗马帝国西部领袖君士坦丁与东部领袖李锡尼联合发布《宽容敕令》,准许基督教徒信教自由,不受歧视。基督教自此扬眉吐气。两年后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又共同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之外,还承认基督教会拥有财产权,发还以前被没收的教会财产。紧接着君士坦丁灭掉李锡尼统一罗马帝国,进一步发布有关宗教的法令扶植基督教,帝国政府拨给教会大宗土地,由国家资助教会在各地兴建教堂。皇帝甚至把罗马的拉特兰宫赠予罗马主教作官邸,还给予教会种种特权,比如政府官员主要由基督徒担任。

君士坦丁大帝倾力支持基督教,为的是掌控教会使之成为精神统治的工具,325年强制通过《尼西亚信经》即是典型案例。以后数代皇帝继续奉行扶持并控制基督教的政策,放弃了罗马神庙的最高祭司职务。392年时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颁布政令,宣告基督教是唯一合法宗教,基督教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此外一切宗教被废除,所有氏族神庙被关闭,任何异教活动均被禁止。罗马主教凭借首都的地位优势及帝国的大力扶持,成为帝国西部基督教区教宗,与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提阿和耶路撒冷教宗同处于教会顶端等级,并居于五大教宗之首。不过教会也在利用国教地位壮大自己的同时,努力摆脱世俗皇帝对教会的掌控,尤其是330年君士坦丁一世迁都拜占庭之后,罗马主教更是无时不刻不在谋划教会的自主权,改革教会组织是使其自身健全不可或缺的举措。

395年狄奥多西一世去世,临终前将罗马与拜占庭分封给两个儿子,罗马帝国又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帝国分裂导致其力量削弱,蛮族入侵带来的战争更严重损害了西罗马帝国的管辖能力,罗马教廷有条件使自身健全、强势起来。建立并完善主教、教宗的委任法规成为教廷不可忽视的任务。422-432年在位的罗马主教西莱斯廷一世曾有指示:教会在给主教发布任命时必须考虑教士、贵族和人民的意见和愿望。之后,440-461年在位的利奥一世,虽奉行教宗绝对主义却也认为:如果你要主持管理大家,就要被大家选举。这两位的言论被后世载入教廷法规《教令集》,成为教会选举不可移易的规矩。476年西罗马帝国正式灭亡,幅员分立成若干小国。建都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宣告成为正统,后世历史学家称其为拜占庭帝国。它仍然努力行使帝国对教廷的控制与干涉。

56世纪以后,蛮族入侵导致天下大乱,罗马主教曾起而组织抗争,还软硬兼施把一些入侵者化作教徒,亚平宁半岛中部就成了罗马主教的世俗领地,教宗成为罗马主教的专享称谓,其他主教就不能再享用了。他拥有世俗君主般的权力,不仅享有教会的最高管辖权、最高司法权,还拥有支配西部教会财富的权力。于是也就有了“教皇”的说道。窃以为称“教皇”不如境外称教宗来得贴切,核心的差异就在教宗乃选举产生而非世袭担纲。

7694月,教宗主持了罗马宗教会议,与会的法兰克主教和意大利主教公开谴责了君士坦丁方面对教宗选举的干预。经过充分协商,会议颁布了“选举教令”。该教令规定,教宗选举禁止世俗人士参与,只有教职人员才能投票。该法令取消了平信徒也即教友们的投票权,从而剔除了来自世俗世界对选举的干预,努力争取教宗选举独立。该法令缩小了教宗选举主体的范围,但依旧遵循并完善了教宗之选举体制。不过如此规定显然把全体教众参与选举教宗的权利给剥夺了,教宗选举就成为枢机主教的特权。

1059年,教宗尼古拉二世在罗马拉特兰召开宗教会议,颁布了《教宗选举条例》。为了使教宗选举彻底摆脱世俗势力的影响,会议再一次缩小选举主体范围,规定只有协助教皇处理教务的枢机主教才有选举资格。而且还规定,如果教宗去世,枢机主教负责在慎重考虑的基础上,提名教宗候选人,然后召集枢机教士,要求他们同意推选结果。嘿嘿,看来我党产生总书记的程序跟罗马教廷的这个阶段相去不远,现行产生机制原来是近千年前的老办法。不过那时是玩真格的选举,现在“与时俱进”只走个形式而已。为了从法理上赋予枢机主教选举教宗的崇高性,条例中文字也传递了代表、代议观念。再经1139年的第二次拉特兰会议颁布的主教选举法令及1171年教宗亚历山大三世颁布的敕令,正式确立了由教士团选举主教制度,逐层代议体制也就建立起来。1179年召开的第三次拉特兰会议,修订了教宗选举条例,仍确认选举教宗的唯一机构是枢机主教团,强调教宗只能在枢机主教的选举中产生,并规定必须得到2/3以上枢机主教成员的选票才能当选教宗。此次会议的成就是确立了多数票当选原则。

总之11世纪开始教宗革命后,选举教宗的权利就由罗马全体神职人员转移到枢机主教手中,选举主体范围进一步缩小。罗马主教成为西部基督教的宗教领袖,君士坦丁堡主教统辖的东部后来随着东罗马帝国消亡而衰败,转化成东正教,罗马教廷就一支独大逐渐转化成全世界的天主教教廷。汉语将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称为基督教,缘由在于马丁路德、加尔文等改革派否认罗马教廷与教宗对《圣经》的诠释权,主张信众“唯独圣经”,也即不承认教廷及教宗的权威。但天主教人多势众,仍居本初基督教三大派系的主流派系地位。

而彼时教会掌控了世俗教育权,有文化人士几乎皆由教会培养。除了原有的理念之外,十三世纪的“天使圣师”阿奎纳援引《圣经.申命记》里你们要按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的人、《埃及记》里要从百姓中遴选有才能的人等经典文字,以证明其统治者应从全体人民中产生以及由人民选举这些人观点的正确性。若知道他尚未写完的《神学大全》被列为与《圣经》、教谕并列之地位,所有天主教大学、学院的教师都必须“遵从阿奎纳的思考方式,教导正确的结论”讲学,如此培养出来的人才借助国教地位大批进入世俗权力机构,也带去了教会这些理念与做法,当知其作用。因此说代议制民主源自教会并不冤枉。11世纪确立的选举条例本来违反了传统的主教选举惯例,只不过它迎合了那时教会最急迫的解决世俗干预之忧患,教会还是颇为欣然地接受了。岂料它歪打正着成了代议制民主选举的滥觞,教会选举的提名、投票程序,代表制、多数通过、秘密选举等原则,都被世俗选举所采纳。经过不断完善,这些法规至今仍被应用。

教会选举程序创立了权力制约和民主参与的宪政基本原则,教会选举既是启动教会宪政的环节,也是推动教会宪政演化的原动力。关键在于它认真、严谨地执行了所确立的程序,不似后世共产信徒把机会主义手腕玩到极致,一切取决于实力。故教会在促进自身宪政建设的同时,教会选举还为世俗选举提供了有益借鉴,培育了西方政治选举文化。更具有重要的宪政意义的是,被选出的主教和修道院长担任教会大公宗教会议的代表,这样教区和修道院选举就包含了选举个体管理者和大公会议代表的双重功能,因此,教会选举还开启了代议制先河。在中世纪,教会神职人员几乎包办了世俗政府管理要职,他们势必将教会的管理理念和制度运用到世俗政府中。以至于没有一个统治者可以在没有教会的意见和帮助的情况下运作,这就意味着教会的政治理论和行政技能已经对政府的建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种传统一直持续到美国宪法问世才开始改变,但其宪政精髓一直被传承。

自打公元756年法兰克国王丕平把罗马城及其周围区域送给教宗,就有了半世俗政体型态的“教宗国”,最鼎盛时期意大利半岛中部皆教宗属地,甚至军队也得基督教化,可谓“教指挥枪”是也。世俗权力一大,上帝也管不住他的仆役,“黑暗的中世纪”因而被叫响。八次野蛮的十字军东征、烧死布鲁诺的宗教法庭、囚禁伽利略等反科学举措等皆为其符号。在贵族和王权联手抗击下,“教宗国” 世俗权力逐渐衰落,直至1929年墨索里尼政权与教宗庇护十一世签订了《拉特兰条约》,教廷获得意大利承认而成梵蒂冈城国,其主权属教宗,领土限于梵蒂冈城内。“上帝与凯撒”的长久纷争到此结束。

弄明白天主教的简史,我便惊讶地发现我们现行的“中国特色”民主,居然在千年前的罗马教廷那里找到踪迹,甚至还稍逊一筹。新出炉的七位常委至少一半多使人跌了眼镜,有网络消息称就连“枢机主教”级的也不乏忿忿不平者。这只政治上的“看不见的手”是从哪根袖套里伸出来的?自诩说“戴了三块表”的最先进政党,居然还不如几百年前的“封建迷信”,也太搞笑了吧!

总书记“裸退”刚博得些夸赞与掌声,不识相的教宗却跳出来辞职,不经意间就成了参照物,或者说当了一面镜子,害的我们这些“不识货”的家伙有了“货比货”的机会。阿弥陀佛!(2013.2.283.3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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