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思维从“姓资、姓社”的俗套中解脱出来
2013-05-14 06:3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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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初曾有过“改革应该‘姓资’还是‘姓社’”之大讨论,起源于1990222日北京某大报一篇据说是中宣部长执笔的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此文提出一个具有根本性的质问: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但那是六*四之后官媒的老生常谈,举国民众皆重足而立侧目而视,没人敢哼也没法哼出半个“不”字来的,应了“孤掌难鸣”这成语,大家也就把它当做“猴子念经”而已。

次年春节,上海《解放日报》刊登署名“皇甫平”的短文《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点穴之语在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之后65天内,皇甫平的文章又发了三篇。由此引发热闹非凡,北京多家官媒纷纷跟进狠揭猛批以求一逞。现在我们都知道“皇甫平”所言皆是邓公在上海讲话的宣讲版,朱镕基奉旨授意周瑞金等三人执笔的。北京方面开始只知道上海方面冒犯了中宣部长并涉及其身后大佬,群起而攻之以捍卫领导权威乃是御用文人之本能,然而脑子里根深蒂固的“社会主义意识”则是判断事理的根基。

甚至在察觉到有邓公在“皇甫平”背后发挥作用之后也欲罢不能,激情批判一直延续到1991年夏秋之交。只消罗列当时主要报刊这些大作标题便可知其热闹程度:《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怎样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历史的必由之路》、《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观念》、《用科学态度对待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重视对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中国的光明前途》、《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选择》、《保卫社会主义》、《批驳“社会主义失败论”》《要用社会主义教育青年》……等等。如此之多御用文人披挂上阵,如此密集地宣传和灌输社会主义,即便老毛在世时也不多见。更显眼的是一篇署名“闻迪”的4万字长文《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居然在《人民日报》上整整连载5天,打破了共和国报纸理论文章长度的纪录,即使文革时“大批判”也没有这等狂热。杨继绳干脆称之为“第二次‘批邓’”。

直至91夜,央视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播报了《人民日报》92日将发表的社论《要进一步改革开放》摘要,内有两段文字言及对改革开放要问“姓社姓资”。这段视频被邓公看到,看来他老人家确实生气了,马上致电杨尚昆,让他命令中宣部部长立即亲赴《人民日报》社,把社论中这两段文字删掉!王忍之照办了。但《人民日报》仍在同日报纸上转载了一篇《求是》杂志刊登过的、该刊副总编吴建国撰写的文章《改革就是要问‘姓资姓社’》,文章毫不客气地写道:“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的糊涂虫,便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的应声虫!”显然,文化官僚们是有恃无恐的,对于所有职务都已辞掉的邓公并不情愿买账,此文抡起板砖直劈邓公命门了。

周瑞金说:“10月,一位大人物来上海视察,在干部会上公然指责‘皇甫平’文章影响很坏,党内外的思想给搞乱了,好不容易刚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上来,现在又冒出一个‘市场经济’,说什么‘计划和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这不是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吗?”我们现在知道这位“大人物”就是李鹏。

过去这些“姓资、姓社”的故事网络多有介绍,似乎没必要细细唠叨了。在“谁不改革谁下台”以及“杨家将”宣称解放军“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威慑之下,邓公南巡总算得以铺天盖地地宣传,高层那些“第二次‘批邓’”的振振有词也逐渐偃旗息鼓,故事也就随之淡去了。邓公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主流舆论一“姓社”,改革开放就几乎夭折;反之,对“姓资”的打压稍放松,国民经济很快便“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可想而知权力其实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当它收敛时国家与人民都受益;当它彰显时国家与人民都遭罪。亦可知习总为何会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时过境迁,近几年来随着党和政府敛财有术声气也粗壮起来了,不时听闻“汉孰与我大”式质问,向人民与世界叫板。甚至还有呲牙咧嘴挤几块健美肌肉出来炫耀、滥发无知狂言的。不知是否对温家宝几次三番嚷嚷政治体制改革的回应,官家及其媒体以各种调门唱响了主旋律: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是西方而不是我们,“中国模式”就是他们改革的方向。如果说以前尚以“国情不同”、“民智未开”作为缓行民主的托词,如今干脆鼓吹党主胜于民主了。“姓资、姓社”的喧嚣也日渐死灰复燃,譬如去年3月人民论坛网刊采访社科院副院长朱佳木,题为《不问姓社姓资是一种曲解》,应属代表性意见:“所谓‘不问姓社姓资’的提法,是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曲解。”“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反复提醒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绝不能搞资本主义。他说:‘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南方谈话中他还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说明,邓小平所说的‘要害是姓还是姓’,并非‘不问姓’,而是要弄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找到正确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言下之意便是,如今财大气粗了,是大喊大叫“姓社”的时候了,首先得撇清邓公主张“不问”乃子虚乌有,如此方能鼓舞士气让“姓社”的放开手脚。

应该说这个说道并不离谱,邓公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本身就强调了“姓社”是不可移易的根本。“不争论”仅仅是把那些许多属于“姓资”的举措统统定性为“姓社”而已,譬如否定“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是辨识标准歧异而非废弃“姓社”。问题是这类随心所欲的“发展”是否也该讲点逻辑?马克思主义尽管致力于妖魔化资本主义而非致力于描绘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但其定论“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却是整个立论的基础,由此引申出后者必将取代前者的宿命。《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所规定的“措施”里,明确了“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下简称《发展》)一文可说是对“科学社会主义”最详尽的描述,他认定无产阶级取得公共权力之后,“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从而永远终结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可以认为他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尤其是,恩格斯还用注释刻意强调:“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某些奴才气,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具体列举当时已经实现国有化的“邮政、电报和铁路”,以及“烟草国营”等等。即:国有化并不等于社会主义。

他用一些篇幅诠释了“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它决定了“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看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由此可知恩格斯主张“社会占有”而非国家占有。他进一步诠释:“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故,“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

恩格斯并认为“转化为国家财产”尚存在公职人员官僚化的隐患:“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划分阶级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欺诈和蒙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按照恩格斯上述论说,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还不是他所描述的社会主义,更像是“真正的总资本家”,现状基本应验了恩格斯的上述论断。尽管如今打出“初级阶段”的托词,“不争论”仍属上策。所谓“真理越辩越明”,若争论下去便很难控制住舆论,即使只探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也不难发现破绽,这对维护一党专制是极其不利的。

“不争论”还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那两年中国的GDP大幅滑落:198811.3%1989年降至4.1%1990年更降至3.9%。这使邓公坐不住了,因为它意味着六*四带来的直接恶果必将记在他的名下。谁都知道,改革开放之所以经济成就斐然,那是因为有限度地允许民众做生意赚钱乃至办企业。民众自古以来就有着求财发家的积极性,给他们一分自由度必然就会发挥十分聪明才智以及干劲。佛经里说“养生不如放生”是也,所谓“姓资姓社”之争亦不过是“放生”还是“养生”的争论;换一种学术些的说法,即自由度是少了还是多了的争论。若放任争论则因话语权不对等,说“姓社”者必将仰仗国家权力打压民众自由度,扼杀他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与机遇,唯一的效果只能是“万马齐喑究可哀”。如邓所言:“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的东西。……‘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不如把经济搞上去再说,“韬光养晦”,“先富起来”再说。

其实“姓资”、“姓社”之争,实质上仍属意识形态俗套,即:资本主义永恒地坏,社会主义永恒地好。果真如此么?怕未必!历史的真实摆在每个人面前:那些被定性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地场上,例如欧盟诸多国家,人民享受着原初社会主义者所描绘的各种权利与福利,其中不乏已经做到“从摇篮到坟墓”整个人生保障者。现今西方那些经济危机,不过是政府的财政危机:老百姓不肯削减优渥的社会保障与福利,政府不堪重负。闹到甚时,克林顿自掏腰包交电费,以免白宫的圣诞树遭停电而熄灭;比利时政府干脆关门停业541天,国民则“马照跑、舞照跳”,没人理会那劳什子何时开门。反倒是自诩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地场上,人民非但得不到类似待遇,反倒遭遇各种人祸。在苏俄引领下20世纪大半时段,社会主义成了形形色色独裁者乐此不疲的噱头,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人权灾难此起彼伏,只需提及这些姓名就不难掂量社会主义革命给人类带来多惨烈的灾难:列宁、斯大林、墨索里尼、希特勒、毛泽东、金日成、胡志明、波尔布特、萨达姆、卡扎菲、阿萨德等,且不论黑非洲众多次一等的社会主义领袖们及其治下,像津巴布韦、索马里、苏丹、埃塞俄比亚、刚果等。

无妨重提一个小故事:197810月王震出访英国,满脑子旧意识的他出于“访贫问苦”的明确目的要求访问一位失业工人家庭。中国驻英大使柯华陪同他到了一个失业工人的家。当时报道王胡子所见情景:“这个失业工人住着一栋一百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有餐厅、客厅,有沙发、电视机,装饰柜子里有珍藏的银器,房后还有一个约五十平方米的小花园。由于失业,他可以不纳税,享受免费医疗,子女免费接受义务教育。”王震的副总理工资数额上仅为英国环卫工人工资的1/6!回到使馆后王震颇有感慨,称:“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这个小故事说明两点:第一是所谓资本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教条所描述的那样“水深火热”,更非“恶贯满盈”;它实实在在地做到了王震意念中“共产主义社会”才会实现的“理想”,比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做得更好。第二是没有“共产党执政”做得再好也不算数,也即所谓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实质,说到底就是“共产党执政”。有上述两条垫底,我们应该悟得出第三条:马克思主义并未经得住历史的检验,所谓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并不像它所论证的那样乌烟瘴气并且日薄西山;所谓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也不像它所吹嘘的那样先进美好。世界本来就在按照人性的选择循序渐进日渐文明,社会主义注定要取代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历史宿命论,其本质是反文明的。

微妙之处在于,邓公还说有话:“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拿王震的感慨来说,难道这些“本质”不正是“资本主义”做得更好吗?且不论自打有生产力概念以来,“解放”与“发展”它基本上就是资本主义的专利,马、恩在《宣言》里就论定:“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从那以后资本主义对于发展生产力就更不得了,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其实马克思早就指出过,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以下简称《手稿》)里说:“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他当然不可能知道那以后科学技术的飞跃,到上世纪50-70年代,重大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大致相当于此前人类两千年的总和,使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恰是“资本主义社会”。乃至于学界有研究认为,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是西方国家获得长足发展的关键。

至于“剥削”,除了马克思意淫之外,那也是一个道德谴责、法律管辖的事情。谁都知道,那些“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在资本主义那里混不下去,大抵都跑到中国来了,反成改革开放的一大伟业。怎么说呢?贪得无厌的资本家没法剥削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纷纷跑来社会主义中国剥削农民工?“消除两极分化”则是有目共睹的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将分化增长率明示出来,恐怕会高于GDP增长率不知多少倍!反倒是资本主义那边在脚踏实地取得成效。就拿19世纪冒出来的“白领工人”来说,马、恩、列宁都认定他们属于“工人贵族”,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敌人。现今发达国家中这类工人已经占到工人阶级总量的70%以上,而曾经占80-90%的“蓝领工人”则降至10%以下;更有“灰领工人”、“金领工人”跻身于富裕阶层的行列里。赫鲁晓夫曾经信誓旦旦夸耀:不过二十来年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美国议员们的儿孙就要生活在共产党的统治下。结果到时候迎来的是以苏联解体为标识的“苏东剧变”。所谓资本主义既然越俎代庖做完了社会主义许诺给民众的种种优越,实现了无论生产力还是科技的飞跃,“剧变”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只因那里的人民还识好歹。

网传王胡子还有另一个说法:“共产党的江山是三千万人头换来的,想要共产党的江山,拿三千万人头来换!”且不论此语匪气十足到何种地步,也不细究那个党有没有“三千万人头”可换江山。即便都成立,仅“大跃进”一场灾祸中国人民便已付出远不止“三千万人头”之代价,加上“利息”应该也超偿了。遑论这种权力观其实属于中世纪,视国家权力为一群人的囊中之物,“抢得天下便是王”,彻底背弃了《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展现了党和政府的非人民属性。它陈腐得令人作呕,彰显着极其强烈的占有欲,无论于理性还是“先进性”都不堪一提,只不过是一种野蛮的、反文明的权力观。其实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历史资源早就被老毛挥霍殆尽,民众早已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激情中冷淡下来,日益清醒地主张自身权利而不再愿意任由权力奴役。邓公称改革开放乃“第二次革命”,本质上就是从新打造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邓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说的确实比唱的好听,“四项基本原则”是否属于“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 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否属于“迷信盛行”?要害仍在于“亡党亡国”,既得利益糊住眼睛是看不见人类文明发展大势的,只会拨拉小算盘。既然《宣言》里强调:“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现实是按照这些原则演绎的么?“亡党亡国”之忧患是否因“不同的利益”存在而产生?

我们再联系邓公的一系列教诲,核心在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撇开他将“计划经济”搅合成“计划”、“市场经济”搅合成“市场”不论,以上文介绍恩格斯的论述相对照,此说实乃“移花接木”之策。邓公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李光耀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李氏“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不存在万里长城”之理念,几乎都可以在“邓小平理论”中觅得踪迹,经济政策中实行公私并存及混合发展、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也显而易见。与李氏民主社会主义不同之处在于,为保持一党专制更严苛地限制民间权利的实现。除去“四项基本原则”之外,邓公还有论调:“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这似乎表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只剩下一条:一党专制还是宪政民主。

其实改革开放也不是什么“新意思”,当初列宁搞社会主义碰了壁,举国饥荒难乎为继,不得已要颁行“新经济政策”以便缓过气来。实施的那些举措皆资本主义的做法。为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他写了一系列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文字,尤其强调了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差别何在。近些年来中国“姓资、姓社” 之争几乎就是彼时苏俄争论的翻版,邓公不过重拾列宁所说罢了,限于篇幅不在此赘言,要害的一条就是政权在无产阶级手中。邓公也透露过对“新经济政策”的赞许,其实改革开放所颁行的各项,大体皆抄袭“新经济政策”而得。

更有甚者,我们如果真的尊重历史就不得不承认:人类最早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创造的,它偏偏是德意志帝国“铁血宰相”俾斯麦领衔开创的!按照马克思主义教条所设定的判断原则,这个镇压了19世纪80年代的社会民主运动的德国属于“封建专制帝国”,本该反动透顶。可偏偏是它通过立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工人养老金、健康和医疗保险制度,如劳动立法建立了6天工作制,必须按时给工人支付货币工资,禁止在工矿企业中使用童工,以及普遍的义务教育。1883年德国颁布《工人医疗保险法》、1884年颁布《工伤事故保险法》,规定保险费全部由雇主缴纳;1889年颁布《伤残和养老保险法》,保险费由国家、雇主和工人缴纳。还在1887年德国的社会保险费总额就接近1亿马克。“姓资”的忙着赚钱,“姓社”的忙着造反,却把惠民利民的事情留给“封建帝国”去实践了。俾斯麦戏称他只是想在丰盛的帝国大餐里“再滴上几滴社会主义的油”。

不光是这些社会福利举措,在政治权利方面德意志帝国也没闲着,还在18世纪弗里德里希(腓特烈)二世就以“开明专制”闻名于世,托克维尔称其主持制定的“法典讲到普遍人权:普遍人权建立在谋求自身利益而不损害他人权利的天赋自由之上。一切未被自然法或国家的人为法所禁止的行为都是允许的。每个国家居民有权要求国家保护其人身和财产,假如国家不进行援助,他们有权以武力自卫。”托氏评价道:“这些普遍原则在很多方面与1791年宪法中的《人权宣言》所包含的原则相似。”而“弗里德里希二世法令”在1781年就颁行了,比法国大革命还早十年。奥皇、俄皇也都效仿弗氏践行“开明专制”,例如昭告废弃农奴制解放农奴。德国还是欧洲大陆最先实施新闻、言论、出版自由宽松政策的国家。反倒是被誉为“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骄子的拿破仑占领不莱梅之后厉行思想专制,扼杀既有的言论、出版自由:1806826日,法国革命军在不莱梅处死《德国惨遭蹂躏》一书的出版商以及其他无辜平民。“资产阶级革命”血腥镇压“封建专制帝国”的言论、出版自由,该以“历史唯物主义”哪一章节予以辩解?

延续到俾斯麦执政时期,其回忆录有言:“早在1847年我就主张,应该让议会和报纸有公开批评政府的可能,以便保护君主,免除女人、宫廷侍臣和幻想家蒙蔽君王的危险。”这话不是吹嘘,例如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就是1867年首先在德国出版发行的,姑且不提其他著作。尽管因民主社会主义分子两次谋刺德皇威廉一世,俾斯麦18781019日颁行《反社会主义非常法》,数百名社会民主派人士被捕入狱,千余名工运骨干被驱逐出国,社会工人党1300种报纸和宣传品被查封,322个协会团体被强行解散,组织机构也遭到严重打击。但若无谋刺德皇的阴谋举动,社会民主派合法的报纸、协会数量难道不是言论、出版自由度的写照?

德国从弗里德里希二世到俾斯麦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历史绝非马克思式宿命论所能诠释的,不存在某个阶级就一定善良、睿智、高瞻远瞩犹如神明,而某个阶级就一定邪恶、愚蠢、鼠目寸光形同魔鬼。所谓“修行靠各人”,评判政治人物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看他对普世价值的贡献,因为人类如果不去追寻普世价值,那么就永无共识可言,只能争斗撕咬下去走向死路一条。可见,同为德国人,弗氏贵为君王、俾斯麦高踞相位,都为普世价值做出极大贡献;而马、恩则致力于人类分裂煽动仇恨,孰优孰劣应可一目了然。

即便德国社会民主党被打成非法,仍可借形形色色的协会继续活动以争取选民,到1890年《反社会主义非常法》失效为止,社会民主党的选民一直在与日俱增。恩格斯为此写下《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狠狠地表扬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正是在受非常法压迫、没有报刊、没有合法组织、没有结社集会权利的情况下,真正开始了迅速的增长:1884年为550000张,1887年为763000张,1890年为1427000张。于是国家的手就软了。反社会党人法没有了,社会党人的选票增加到1787000张,即超过总票数的1/4。”

恩格斯显然受到鼓舞,兼之他不久前到美国考察了一番,于是承认:“我们关于1848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步骤的观念,带有回忆1789-1830年榜样的浓厚色彩,这是很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只需略有欧洲近代史知识者便不难明白,恩格斯这里说的是《宣言》以及“回忆”法国大革命。他接下去进一步检讨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

不去复述他那些“仔细探讨”之长篇描述,他的结论是:“《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这使我纳闷:《宣言》已经记不得读过多少遍了,始终没读到恩格斯所说的“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的任何字句。倒是恩格斯代表马克思在18468月改组正义者同盟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筹备会上明确宣布:“我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1)实现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宣言》正是照此宗旨改组后的同盟纲领,怎么可能冒出来“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呢?

《宣言》的主旨并不在于批判资本主义,因为直至写《手稿》(1861年)以前,马克思从未言及资本主义为何物;或可将“资产阶级统治”视为资本主义,但彼时并无何国具有“资产阶级统治”之形制,稍微具体些也只有“它在现代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这句语焉不详的断言。且不论“资产阶级”本身就不是一个清晰的概念,就连马、恩自己也被列宁判定为资产阶级的,还有谁可能逃脱这顶“帽子”?《宣言》里说:“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看来唯有宪政民主制符合《宣言》所指之“资产阶级统治”,无论是何政体,举凡扬弃专制奉行宪政民主者皆需推翻,故谓之:“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与之并重的,则是对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批判,因为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传统的一部分,它显然有悖“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不光《宣言》里给力批判社会主义,马克思先生一生所有论述皆不曾提倡过社会主义,只主张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例如《哥达纲领批判》里这段著名的论断:“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他还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请注意,他没有给社会主义留下任何位置,不但如此,老马毕生穷追猛打的也是杰出的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门、巴枯宁、拉萨尔、蒲鲁东、杜林等。不但批判他们的政治主张,而且没放过几乎每一项关乎民生的政策主张。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正是同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唯一的例外就是替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捧了一回场,还没忘了说那是指“共产主义的低阶”。即便对此,他也有辩解。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里,针对巴枯宁称“博学社会主义”为马克思主义者常用的名词,老马批注道:“‘博学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从来没有使用过,‘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时才使用,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力图把新的呓语和幻想强加于人民,而不把自己的认识领域局限于研究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显而易见老马对“社会主义”了无好感,即使戴上“科学”的帽子,也只是用来打嘴仗之说辞而已。

恩格斯却是常常念叨社会主义的,不但在《反杜林论》专用第三编论说“社会主义”,还将其扩充改写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进一步细论。即便如此他也没说明白“科学社会主义”该咋搞,只知道骂别人的社会主义不地道。唯一直白言及的也就这一句:“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探讨。”此语可以理解为把社会主义作为课题以进行科学的研究,并非立“科学社会主义”成为一个品牌。再有不那么直白的描述即:“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机器,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其实恩格斯自己也不得不为这句话的后半段作辩解,因为那时不但俾斯麦在德国致力于国有化,欧洲几乎所有国家也都将铁路、烟草等行业收归国营,不仅拿破仑、梅特涅都干过这事,就连路易十四也主张法国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的。不能混淆的准则大概只剩下“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机器”,有点像王震说的“共产党执政”,却不是一码事。马、恩始终把“巴黎公社原则”定作“科学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专政”不可移易的政纲,恩格斯界定此原则为:“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出来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他甚至动情地昭告:“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从列宁开始的社会主义信徒们,无一肯遵循这个原则,“普选”干脆被说成资产阶级的专利;而“社会主义”所制造的官僚集团则享受着民众想都不敢想的特权!早些时候吴邦国宣布的“五个不搞”,根本就是对“巴黎公社原则”的宣战!却没妨碍他们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招摇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林林总总,我们不难发现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早就是一团乱麻,相互纠结扯不清了。能够清晰辨析的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或曰“共产党执政”、“消灭私有制”这两条。如今改革开放又准许私有制或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想出来个打折的理由谓之“初级阶段”。无怪乎邓公几次三番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罗素也说“马克思的国家观并不十分清楚”。从马克思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搞清楚”的东西坚持个啥?愣要坚持无非不过抓住政权不放这一条,林彪说:“有了政权就有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这道理并不新鲜啊,哪朝哪代不都是“打天下,坐江山”的主儿?又有哪个不是嗜权如命的?

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悖论不无关系。除了上述“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机器,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之外,马、恩在《宣言》里明确规定:“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6.把全部运输集中在国家手里。……”但在《法兰西内战》里却又明确宣布:“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恩格斯为其撰写的“单行本导言”进一步明确:“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无需说太多,后世“姓社”的眼里只剩下这个“国家废物”了,就跟“穷得只剩下钱了”差不多。只是,举凡科学是不能允许任何悖论存在的,只要有一例外科学的原理就不能成立。

《手稿》中还有:“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妙就妙在,此“三大发明”皆属于中国之骄傲,还多一项造纸术哩!所谓“资产阶级社会”在中国连影子也没有!火药用于造鞭炮、指南针用于看风水、印刷术除了印经卷之外还用于印纸钱。可见,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根本在于思想自由之引领,而制度的变迁仅在于推进还是禁锢这个自由。“三大发明”不过工具而已,有发展需求没有工具也能创造出任何工具来,没有发展需求即便工具齐备也只是闲置的废物,马克思的认识显然过于武断。

岂止社会主义?就连“资本主义”是什么也是从未搞清楚的问题。自打老马在《手稿》里首次言及“资本主义”,以后便不断使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概念,但也是含混不清的(宋巴特、黄仁宇都说老马没用过“资本主义”、布罗代尔说1867年《资本论》才用都是不对的)。直至宋巴特1902年出版《现代资本主义》一书把它叫响之后,用它说事的文人墨客如过江之鲫,非但没人能把这个概念整明白,反倒是诸说不一捉襟见肘。至少老马断言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工人阶级必将“绝对贫困化”的断言还在他活着时就被证伪了,更不消说二战以后。

马克斯.韦伯在其大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试图“界定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结果发现诸多资本主义要素“在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中早已存在: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在古代地中海地区,中世纪及在近代,都早已存在。”还是没能说明白,乃至于后人归结其意谓:“个人主义在韦伯眼中大概就是资本主义精神”。黄仁宇写《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开篇就道:“‘资本主义’是一个常用的名词,不时出现于众人笔下和口语之中。可是要给这名词适当定义,则非常困难。不仅各种书刊作者坚持己见,即使我们引用到‘资本主义’这四个字,也可能前后用意不同,更害怕旁人顿生误解。这问题若不得澄清,则可能成为社会上思想冲突的根源,亦可能影响到各个人的人生观,使我们对世事惶惑而觉得没有主宰。”遗憾的是,拜读其大作也没发现其“澄清”于何处。所“给资本主义以下定义: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的组织与制度,内中物品之生产与分配,以私人资本出面主持。大凡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制度以扩充国民资本为当前主要任务之一,所以私人资本也在其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比重。”仅限于“经济的组织与制度”这一定论似乎还靠谱。

本文啰嗦了许多,是想说明:1、把人类延续的历史“断代”实属荒诞不经,人类历史本来就是渐进的;所谓“原始-奴隶-封建-资本-社会”之“五阶段论”更是想当然。上述俾斯麦的故事就足以证明马克思的“历史宿命论”纯粹扯淡。2、所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过是人类文明进程的一项成就,是宪政体制把自由融入经济领域使然,而不是相反;不是资本主义创造了宪政民主,而是宪政民主造就了资本主义。3、社会主义萌生于人类古代文明,只是一个梦幻或如马、恩所说的“空想”。已经考证公元前8世纪开始就有六位希伯来先知传承三个世纪接踵设计了“乌托邦”梦想,以后不断有人加入此行列,就连《圣经.新约全书.使徒行传》也以“信徒财物不分彼此”一节来鼓吹“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柏拉图的《理想国》更是描绘了“共产公妻”、生了孩子编号饲养之共产主义美景。考茨基把社会主义老根刨到柏拉图那里,还得到恩格斯大加赞赏。低阶文明状态时人们做点社会主义美梦当然无可厚非,但当文明进程发展到可操作的宪政时代,社会主义就成了旧制度向高阶文明反攻倒算的利器。总之,用资本主义去遮蔽宪政民主制、用社会主义去粉饰官僚专制,常有奇效,比较容易把人搞糊涂。

我的理解无非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只不过是经济模式的差异而已。以法律规范市场的经济模式谓资本主义,由政府支配市场的经济模式谓社会主义,它不能反映国家政体的属性。用“主义”来描述国家体制绝对难免“越描越黑”之效果,舍去欧洲那些“高福利国家”不计,比如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2010年法国为34.9%;德国为27.6%;英国为25.9%;美国为21%。四国平均值为27.35%。而中国的数据,高者说2.28%,新华社说1.5%。人家算“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算“社会主义国家”?人家走的是“邪路”,我们才是走正道?这本账似乎得把算盘倒过来拨拉才扯得平。若是思维模式都陷入“姓资、姓社”的俗套里,想不迂腐僵化都难!

其实政治学早就完备了描述国家政体的单词、词汇和用语,宪政、民主、专制、独裁;宪政民主、君主专制或立宪、一党专制等等足以更清晰、更准确地描述任何国家政体,无论现象还是本质。尽管我们无力左右社会的话语权,却有理由也有能力完善自己的思维,不要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去跟着权势嚼舌头。不图别的只图清醒,英国有谚语:“只有死尸才会随波逐流。”我们的屈原更早便云:“举世混浊,唯我独清;世人皆酔,唯我独醒。”都两千多年过去了,难道我们还要跟着那些“姓资、姓社”的无聊说教想事、说事么?

该说的是人权,是自由,是宪政民主,这是政治体制的本质,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势所趋,绝非咒一声“邪路”就损得了的。爱因斯坦在1930年发表的《我的世界观》一文中说了一段很刻薄的话:“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这话大抵不错,比如今世叙利亚的巴沙尔、北朝鲜的金正日、金正恩;也有不对之处,比如蒋经国,他就说过:“我知道自己是独裁者,但我会以专制手段结束专制制度。”以及:“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和民众永远在一起。”甚至断言:“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台湾的实践证明“中国人不能享民主”只是一派胡言。那里近乎完美地吸纳了“西方那一套”,其中华文化特色也得以极好地传承,人家就不去扯什么“主义”,只追寻更完善的法治、人权与进步。较之那些哼哼唧唧“不走老路”、“不走邪路”的庸才而言,蒋经国先生无愧真正的人杰,古往今来中国的政治人物“终有一人是男儿”,敢于蔑视家族与团伙私利,为民族大义善于开拓勇于担当,他总算是为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一抹亮丽色彩。

回望近世历史,我们理应记得九十多年前胡适先生就告诫:《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了,可惜没几个人听得进去。结果已经演示过了,无须多说。其实满世界都被“主义”坑得不轻,只是别人总能发现问题,及早自拔。当苏东人民从“主义”泥坑里挣脱出来,大半个地球也随之脱离了“主义”之烦恼,人民尽享权利,自由、自主地解决各种问题。真正和谐的社会,只能是彻底抛弃“主义”实施宪政民主的社会。

其实这种“姓资、姓社”的语言把戏早就过时了,有迅疾方便的互联网,兼之各类旅游日益繁荣,越来越多的人明白过来:所谓“主义”实在只是一个噱头,它根本无法包容国家、社会的职能与责任,更不必说“每个人的自由”之类权利与义务。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津津有味玩“姓资、姓社”游戏的大概只有我们中国,就连北朝鲜也早就扔掉这根拐棍,自娱自乐玩起他们的“主体思想”、“先军政治”来了。我们连这点想象力都没有,无怪乎胡总书记要号召学习北朝鲜的。究其根底,盖因既得利益的统治集团及其附庸们要满足其主宰欲,更须维护住现有的地位与权力,需要包着社会主义虎皮去吓唬不明究里的老实人。至于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前途,那是摆在第二位的,哪怕面临资中筠所言“人种都要退化”的危机,权力也不肯改革的。

窃以为,我们若想活得明白也死得明白,就必须把思维从“姓资、姓社”的俗套中解脱出来,因这世上本无所谓资本主义国家或者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每当我看见那些“专家学者”以及达官贵人,一说事就要从“马克思主义原理”中找依据,以炫耀他们论说的正确性。便不禁想笑:难道大清以上两千多年那些官僚文士不正是如此仰赖孔学的么?自打“独尊儒术”以降,所谓“千古文章一大抄”,文人墨客尽皆以“蛀书”为业。只是从前蛀孔孟,现世蛀马列,驱动仍是宋真宗《励学篇》所云: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车如簇。现代汉语可简化成“入党做官论”。社会主义把国家一切资源垄断在手里,不怕“叫鸡都不来”。

之所以社会主义在中国能够“获得成功”,根本在于我们有迂腐僵化的深厚文化底蕴、举世最完善的专制传统以及人数最多的愚钝民众。不在于中共有多么“伟光正”,而在于老百姓实在蠢得没法理喻。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里说: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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